很难想象面前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学术打假斗士方舟子：白色格子衬衫，蓝色牛仔裤，高挑、削瘦的身材，再配上蓝灰色的旅游鞋，方舟子一身休闲。
方舟子很爱笑，不是大笑，看得出，是那种良好教育熏陶后流露出的微笑。有些职业，也有几分真诚。
方舟子很温和，也很腼腆，说话的声音不高，目光时不时从对方身上瞟过，怯生生的。他不戴眼睛，但白皙的皮肤、文静的气质，随便一坐，白面书生的模样就出来了。
“我很满足目前的生活，无拘无束。”他说。
方舟子这样描述自己每天的生活状态：上网三四个小时，处理一些邮件，包括调查一些打假的举报，找专家验证什么的。然后就是写作和读书，包括给一些国内媒体开专栏，每月要写十多篇的样子，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活动，给一些公司做顾问啊什么的，“已经不做科学研究了”。
方舟子说他对钱的要求不高，物质欲望的要求也不强烈，之所以能学术打假5年，而且一直坚持不懈，大多是性格使然，眼里容不得沙子、不吐不快，“有一种理想主义情结”。
“早年写过诗，理想主义情结应该与这个有关吧。”方舟子微笑着说。
总要有一个人站出来
记者：很多人质疑您学术打假的动机，您靠什么维持自己的生活？
方舟子：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收入比较零散。例如，我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那个实验室克隆了一个基因，这个基因跟艾滋病有一些关系，可以用它来做药，所以有药厂来用，这样他们会支付专利费。还有，我现在写了很多的文章，出了不少的书，有一部分稿费的收入，保障在国内的基本生活是足够了。我这个人对钱没有特别的追求，够用就行，挺满意现在的生活。而且家里人也都支持我，对钱都不太看重，这方面没给我什么压力。
新语丝流量挺大的，每天有几十万人次浏览，如果拉广告的话应该很可观，但我们不乱收广告。“新语丝”网站的广告是老读者赞助的，刚好能够维持网络每个月四五百美元的开销。还有一部分的捐款，最大的一笔有3000美元。上次我和上海一个杂志社打官司，花销不小，好多人要捐钱给我表示支持，我说直接捐给新语丝好了。新语丝现在可以自己生长了，不用为生存而发愁。
记者：美国有象您这样的人？
方舟子：美国学术体制比较健全，出了问题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得到反映、处理，不需要完全依靠个人的力量。不像中国很多弄虚作假的事件都不了了之，没有官方机构来调查、给出合理的结论，才需要有人站出来打假。
记者：到海外留学，怎么想起搞学术打假了呢？
方舟子：刚去留学的时候我还是想从事科研工作的，当时的理想是将来当个大学教授。
博士毕业后，我的志向发生了变化。因为在美国大学待了5年，知道作教授并不像我当初想像的那么自由自在，比如必须老写那些科研基金申请报告要钱，对我没有吸引力。另一个出路是到高科技公司搞技术开发，我也不想去过这种上下班的生活。所以我决定用博士后来做个过渡，看看以后往哪个方向发展。
1998年，我第一次回国。当时决定不做博士后了，想回国来看看，呆了两个月，觉得国内在科普方面很混乱，就有写些文章来批驳的想法，刚好也有媒体约我来写稿，于是就开始和国内的报刊有联系了。我在国内开的第一个专栏是在《中国青年报》下面一个叫《数字中国》的周刊上，主编是以前在网上认识的，那个专栏介绍中文互联网的历史，评点各种各样的网站，写了30多篇。
2000年开始，国内的互联网兴起，报刊纷纷上网，可以快速、直接地接触到中文信息了，于是就更加关注国内科技方面的报道，逐渐走上学术打假的道路。
记者：对您成名帮助最大的是？
方舟子：影响比较大的是2001年核酸营养品风波事件，当时新华社对这个选题也采访了，但他们由于各种原因后来没有持续下去，改由《南方周末》头版发了。那时全国媒体热报，持续了有大半年的时间。
另外，2001年我出版了批判中国学术腐败的书——《溃疡：直面中国学术腐败》，轰动一时，这是中国第一本对学术腐败进行批判的书。世界著名的《科学》杂志为此还特地专访过我，极少有中国人被这么对待过，搞科研的人都知道《科学》杂志在科学界的地位是多么崇高，这让我很高兴。
记者：走上了这条路，有没有名利上的吸引？
方舟子：走上这条路，我想主要还是性格的原因，看到那么荒唐的事情没有人出来揭，我自己不吐不快。如果只是为了出名，可以有更好的路走。通过争论来出名不是很好的方式。出名不是动力。但我也不排斥、回避出名。毕竟，出了名有助于推广自己的理念，揭露学术腐败，由出名的人出来揭露比不出名的人也更有影响力。至于利，那更是无利可图。
记者：您觉得这些事情应该由您个人来做吗？
方舟子：国内现在没有能让大家信任的机构处理学术腐败的问题，只有靠个人的力量，即使以后象美国一样有了专门惩治学术不正当行为的机构，很多事情也要由个人来做，总要有一个人出面，首先出来把事情捅出去。这只是在行使做为一个公民所具有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并不需要专门的资格。
十年前不可能有我
记者：您关注领域是否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大？
方舟子：其实也没有，我现在关注的范围和以前比并没有什么变化。比如，有人指责说我现在变得不知天高地厚，也插手文史领域的争论了。其实我以前也写过很多文史方面的争论文章，有一些还有些名气，例如在1999年，我曾写了几篇文章批驳余英时关于郭沫若抄袭钱穆的说法，登在《书屋》上，当时很受好评。
我曾经指出过旅美作家林达文章中的几十处事实错误，他当时不认错，我最近无意中看到他出的书，发现被我指出的那些错误，不影响文章主旨的部分他都悄悄改了，影响文章主旨的错误他就都还留着。
我兴趣比较广，文史功底还是可以的。文史和科学相比，专业性不是很强，业余的人也可能有所发现。如果觉得我那个地方说错了，就应该具体地指出来，不要只怪我插手太多，却说不出我错在哪里。只会摆专业的架子是没有用的，不管是哪一个领域，都要讲事实摆道理。
对于以后关注的范围，我不会有意识地去扩大。看到了，就说。主要还应该是我比较熟悉的生物领域、某些文史问题和美国社会的情况。拿最近我批中医来说，其实和我的专业也有关，因为医学和生物是关系是很密切的。其实很多事情，多属常识性问题、常识性判断，掌握了基本事实，查一下资料就可以知道真假，和专业关系不大，如果需要，我会找一些专家，而且我也确实联系了很多专家。例如最近有关环保的争论，就属于这种情况。
记者：您学术打假有没有失误过？
方舟子：从事了这么多年，揭露了这么多事例，偶尔失误是难免的，但是我是非常谨慎的，根本批错了的情况并没有发生过。有的只是把一些细节给弄错，这样的话，我会做出更正。
记者：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方舟子：我做很多事情都是偶然碰上的，并非一开始就计划好了，但不管做什么事，我的整个理念一脉相承，那就是弘扬科学理性精神，这在中国很缺乏。
在中国非理性的声音很有影响，可以说中国“五四”时期的德先生、赛先生的启蒙任务还没有完全完成，需要二次启蒙。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所以不想去做德先生的工作；至于赛先生，我认为我可以做一些事情，有这方面的基础和辨别能力，也有兴趣。
以后，我可能会多做一些科学的普及工作，不只是一时的新闻轰动，想沉下来做一些影响会更长远的、更基本的事。有精力的话，还想多写一点文化方面的东西，这样的文章流传得会更长久，希望自己能写出更能经受时间考验的东西。
记者：有没有想过组织一个团队做你目前的工作？
方舟子：搞一个义务工作的团队很难，而且做起事情来会碍手碍脚，不同的意见会很多，不象我一个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觉得没有必要组织团队。
记者：10年前，能想象中国社会会出现您这个人么？
方舟子：10年前，不可能有我这样的人。那时候，仅仅通过地下刊物发表言论影响太小，成不了什么气候。互联网带来了一场革命。而且在国内大家讲究和为贵，一团和气，缺少正常的批评。我是在国外比较自由的环境内发展起来的，又借助互联网在国内引起反响的。
我是一个自由人
记者：打假过程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委屈的事？
方舟子：委屈倒是没有，生气的时候有。最气愤的事，是那次核酸营养品事件，明明是只要有一些生物化学常识就知道是骗人的，居然还能以卫生部的名义开听证会，有很多个生物化学家去捧场，很让人气愤！我为此写了篇文章，题目叫做《我控诉：中国生物化学家向公众做伪证》。
记者：有没有影响自己的朋友关系？
方舟子：因为打假，得罪了一些人，也交了不少新朋友，有得有失。我的大学同学中间有的非常支持我，更多的是在国外过自己的小日子，不关心国内的情况。也有练习法轮功的同学，由于我最早批判法轮功，还来骂我。
记者：有过人身被威胁的经历吗？
方舟子：到目前还没有这种经历。我会比较小心的。除非是丧失了理智、破罐子破摔，否则这么做对他们也没有好处。
记者：博士毕业10年，什么样的信念一直在支撑着您？
方舟子：我有一个信念，中国要真正实现现代化，科学理性必须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我很乐意为加速这个进程助其一臂之力。
在当前的中国，科学发展面临着四大敌人。科教界，腐败横行；社会上，迷信丛生；新闻界，浮夸盛行；人文学界，反科学流行。最近几年，我基本上一直在做针对这四个方面的事情。
我比较认同侠客之道，因为制度不健全，因此需要有侠客出来拔刀相助。别人称呼我为少侠、大侠，我也笑纳了。
记者：诗人应该是敏感、忧郁的，注重心灵，而您又常常与人论战。那么，夜深人静的时候，有心灵独行的感觉么？
方舟子：是很少有人与我同行，但是我不是干政治的，不需要有一批同党、追随者，不在意别人怎么说。这和个人性格修养也有关系，我很自信，不会感到压抑。有时也会觉得孤单，以前通过诗歌来发泄，现在事情多了，夜深人静的反思少了，诗也不写了。
记者：您觉得成为今天的您，是偶然还是必然？
方舟子：偶然吧。上大学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会出国，大学毕业碰到出国潮就出国了。1999年左右开始和国内接触的时候，又偶然碰上了法轮功事件、“基因皇后”事件，核酸营养品的广告也是偶然看到的。
尽管有很多偶然，但跟我的性格、受的教育和兴趣还是有一些关系。应该说有科学、人文教育的熏陶在里面，加上自己的性格和自由宽松的环境，造就了今天的方舟子。
记者：您怎样定位自己？诗人、斗士还是……？
方舟子：我是一个自由人，希望能够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并获得精神的独立和自由。我对现在的生活还挺满意的，能干自己喜欢干的事，能够无拘无束。如果能够选择自己生活的朝代，我最希望去古希腊做一名自由人。诗人气质有一些，但是诗早不写了。斗士也算不上，我并不是刻意追求战斗、从中获得乐趣。许多论战是碰上了不得不打，否则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和学识。
责任编辑:小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