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北京市政府希望把300来所打工子弟学校撤销，为此，酿成了很大的风波，最后这个政策没有得以贯彻。但至今还处于胶着状态，这些学校的学生何去何从，如何管理，还没有一个非常明朗的政策。我想这个事件凸显的就是当前在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和人口流动的背景下，我们现有的政府教育管理体制的一种不适应。所以我们呼吁通过制度创新来改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尤其是通过强化和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来改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
　　最近我们国家已经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概念，除了提出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法制政府这样的施政目标之外，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要逐渐实行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义务教育就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当前农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各类教育问题当中最突出的问题。因为在农村，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以后，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子女、流动儿童的教育现在成了一个主要的问题，但是我们目前解决起来还有很大的难度。
　　为什么很多地方尤其是一些大城市，对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显得很被动？我觉得首先是出于对城市化进程的一种不正确的认识。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每一次做城市规划，都是希望控制人口增长的势头，但每一次规划都是以惨败而告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每一个五年计划、十年计划，全部是大规模提前突破人口的规划。最近的例子是，“十一五”规划中，北京市计划在201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600万，但是到去年年底，已经是1581万了，也就是说这个指标今年就要被突破。国务院新批复的北京市总体规划，要求到2020年总人口控制在1800万，但是按照现在的速度，大概到2010年这个数字就会被突破。我们的愿望和事实之间有巨大的差距。我们总是希望通过控制城市规模，控制人口来减少或者取消流动人口的教育问题，我们只是希望会通过控制人口使这个问题化解掉，但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我认为，流动子女的教育问题是长期存在的问题，而且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必须纳入政府日常的公共管理的职能。
　　第二个核心问题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究竟是由公办学校包办，还是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模式？中央政府已经规定了“两个为主”的原则，就是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这体现了政府公共服务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而且我们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要靠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的职能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以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解决这个问题。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要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并不意味着强化传统的政府管理的这种模式，也不意味着行政权力的膨胀，更不意味着强化政府包揽一切的做法。以北京市为例，如果说从为政府分忧的角度来讲，确实很难有效地通过政府单方面的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北京市的公办教育资源，确实有很大的富余，农村也是如此，可惜不适应人口流动的情况。因为流动人口大多聚集在少数的几个城乡接合部，而且随着城市边缘的扩大不断流动。大量的公办教育资源事实上是无法用于解决流动儿童教育的，去年的北京市打工子弟学校风波，就是因为不恰当地评价了公办学校接受流动儿童的能力而导致的。所以，必须要改变政府包揽的思维。
　　通过制度创新改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有如下几个基本问题需要研究。
　　首先，要改变当前以户籍人口为准的教育管理体制。要适应流动人口的现实，就要改成以常住人口为准，把常住人口纳入地方公共服务的范围，纳入政府教育的日常管理。
　　其次，对流动打工子弟学校，应该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面向现实的务实态度。当然，各地解决打工子弟问题教育的历史和路径不太相同，北京市早期采取比较放任的态度，政府基本不管，在形成了一个非常大规模的打工子弟学校市场以后，突然要采取取缔的做法，打工子弟学校做不下去了。所以还是要面向现实，对符合条件的学校应该在规划和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在扶持和服务上下工夫，帮助他们改善条件和提高质量。很多人都认为这些学校质量太差，这是一个基本现实，但是造成质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政府相关的政策是模糊和不稳定的，以至于举办者不敢为学校投资。事实上，在去年被取缔的学校里面，就有一些学校，举办者花了巨资，刚刚更新了设备，后来却被取缔了。政府的短期行为助长了打工子弟学校的短期行为。合理的做法是把打工子弟学校作为特殊学校来管理，用简易学校的标准来规范它，如果用现有的标准公办学校规范它，这些学校是不可能合法，也不可能存在的。事实上，早在1998年国家教委和公安部颁发的流动儿童的就学暂行办法中，就提出了简易学校的概念，只要安全和基本够用就行，不可能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设置标准要求它。这也比较符合温家宝总理提出的平民教育的理念。与此同时，要多管齐下，如果公办学校、社会团体和打工子弟学校能做到齐心协力，以上问题就可以解决得更好一些。

责任编辑:涵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