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是我国义务教育发展观、教育价值、教育公共政策继续调整的转向之年。从在西部的农村中小学开始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概念逐步为各地方政府所接受，再到许多地方假市场之名、行营利之实的中小学“改制学校”受到强制清理，这些十分显著的变化令人鼓舞。
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和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下简称新《义务教育法》）的两大突出亮点。2006年9月1日新《义务教育法》正式实施后，关乎义务教育外在发展环境的前者，明确义务教育经费的分担责任，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达成共识，形成制度后比较容易执行；而关乎义务教育内在发展活力的后者，要确保义务教育不在权力的侵蚀下丧失内在发展活力和衍生腐败，难度不小。
■■停办重点校（班）是个大难题■
我国基础教育的重点学校制度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其特点是将学校和学生等级化，提供不同品质教育，以升学教育和培养少数尖子为办学的主要追求。时至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百业待兴而国家财力有限，为了早出人才，各地政府继续集中力量办好一批中小学校。比如全国制定了城市教育附加费这个政策，上海利用每年收上来的10多亿元附加费办窗口学校，几年下来一批条件优越的窗口学校办了起来，再后来这样的学校在全国遍地开花。
用教育附加费办窗口学校与地方官员要出政绩的动机相合，加上一批富裕起来的家长要孩子上好学校，并通过“择校费”的方式不断将大量的钱向好学校集中，结果使义务教育的资源配置越来越倾斜。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已提出取消义务教育的重点学校制度，学生免试就近入学。遗憾的是，各级政府突出重点、片面追求少数优势学校发展的思路并没有改变，在很多地方，以示范校、实验校、星级校等名义打造少数豪华奢侈的“名牌学校”的同时，制造了大量的“薄弱学校”“差校”，致使择校竞争和应试教育愈演愈烈，迄今使人感到积重难返。
从历史上看，办重点校符合当时国情，具有某种历史合理性，但对于出现今天重点校际竞争之激烈局面是始料未及的。重点校依靠特殊权力和优质资源聚敛钱财，使义务教育的公平环境愈益恶化，因此在实施新《义务教育法》之后，就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了。在北京，许多重点初中与重点高中剥离后，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重点校，然而其“重点”的名声还在。因此，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认为，要实现义务教育资源的均衡，关键是实现学校师资水平的均衡。相比之下，国外的做法则是让教师和校长流动起来，并实行国家所有（全国教师公务员制），从而达到义务教育发展的均衡。
由于重点校（班）并不能精确定义，随着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它们开始改头换面继续过去的故事：不办重点校（班），改名为“实验校”（班）；不张贴学生成绩，而将名次落后的学生的家长召到学校；不公开收取择校费，而改为暗中收取或另立名目。对于诸如此类的顶风而上暗流涌动，一些地方政府则大开绿灯，这就构成了对新《义务教育法》严肃性和权威性的真正挑战。
如果不整治义务教育阶段的上述教育秩序，逐步取消义务教育阶段实际存在的择校现象，法律规定的不办重点校（班）就是一句空话。我国城市和城镇中已经形成许多资源丰厚的名校，不可能在短期内让所有学校达到同一水平，更不会使过去重点校制度遗留的难题消失。当前最需要政府在管理思路与方式上寻求对遗留问题的化解之道，比如在择校费的收取与分配上，可考虑对获得大量资助的名校收取教育公平互助金，以损有余而弥不足。又比如要对目前越来越火暴的社会培训班监管到位，才能依法达到保护中小学生的目的。
■■教育公平本身就是一种“教育”■
教育公平直接影响着一代孩子人生成长的起点公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将义务教育办成孩子们平等学习的地方，无论是学校硬件还是师资力量，都需要逐渐走向均衡，国际上推行现代教育的国家都不例外，因为教育现状本身就是一种“教育”。任何政策都有成本和收益，人民的长期福祉永远是制定政策的指导思想。如果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大体公平合理，孩子们就会心安理得地在自己家庭附近的学校上学。当孩子们从小就能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平等对待，他们成长的过程就是培育尊重平等精神的过程；反之，如果他们在开学之际就要与家长一起面对人际关系与择校费，不仅其幼小的心灵很容易受到扭曲，还会给社会增添经济成本与道德成本。
对于义务教育“不得举办重点学校和按成绩分班”的规定，很多并不认同的教育人士基于传统的发展思路，质疑这是搞平均主义、降低教育质量。而始终坚持“不能把义务教育的公平推向未来”的著名学者杨东平认为，义务教育原本具有一种“平均主义”的取向。义务教育是国家行为，是政府依靠纳税人的钱举办的，它的基本价值和功能是保障公民平等的教育权利和教育机会。因而公立学校必须是一个标准，并且是对所有的学生一视同仁，许多国家和地区实行“一张图纸盖所有的中小学校”，体现的正是这一基本价值。同时义务教育提供的是每一名少儿都必须接受的基础性教育，因而不具有选拔性、竞争性，也不承担培养尖子、制造优秀的功能。
我国多年来实行重点学校制度的现实，使很多人误以为义务教育具有筛选、培养尖子的功能，这正是需要大张旗鼓地进行拨乱反正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连宁特别指出，新《义务教育法》规定了“免试就近入学”，这主要是因为小升初考试区分度很小，很难对学生进行选择，而如果把奥数和英语作为考试标准，又会大大增加学生负担，因此小升初考试不会恢复。
除了以上教育理念和价值观念的偏差，许多地方热衷于举办重点校（班）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可以给学校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其背后是一种营利的动机和利益机制。尽管国家禁止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择校，但择校一直在公开进行。大城市中的少数重点小学、初中择校竞争异常激烈，择校费远远高于大学学费和高中择校费，已经到了十分离谱的程度。义务教育事业的发展使教育资源总量增长，理应为广大民众带来教育机会的增长，而民众所质疑的是，增长的这部分教育机会的分配过程，并没有弱势人群在享用。
还是在上海，政府3年总共投入85.65亿元的“加强初中建设工程”，通过均衡配置教育资源、均衡规范政策与管理等手段，已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阶段“无弱校”，涌现出一批原来相对薄弱、现在得到社会公认的素质教育特色学校。这些学校的校长坚持“开门办学”的理念，积极参与学习型社区的创建，实现优质教育资源与社区共享，成为全市纵深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突破口。
■■明确政府应为义务教育尽义务■
“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不得举办各种名目的重点学校和重点班”，是教育部在2006年新学年开学前发出的指导意见。“很多地方官员介入教科书的编写、出版和发放，教科书已成为教育领域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据新华网），是全国人大法工委解读新《义务教育法》时对时下政府公共服务严重越位的抨击。
政府为义务教育尽义务的原则，本应是既充分服务不缺位、又不过分介入教育具体事务不越位。在一个正常的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政府越位甚至比缺位危害更大。审视近年来中小学教材、招生、采购、基建等教育腐败的高发领域，几乎都与“官员介入”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权力越位的程度，决定了这些领域腐败的深度。
从权力越位对义务教育的危害看，依据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义务教育阶段公立学校没有成为教育权力主体的原因在于：从人力财力物力管理，到招生考试、教材和课程设置等具体教育行为，都是教育行政部门“说了算”。新《义务教育法》对于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要求是切实恪守服务本位，而不是让公立中小学自己去挣钱。同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还需要改进不相宜的评价机制——“一些地方政府习惯于用升学率评价当地教育工作和学校办学水平，实际上成了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奖惩机制”（教育部部长周济）。
全国人大常委、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认为，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变失衡的现实不会几年十几年可以完成。贯彻新《义务教育法》不仅是一场持久战，也是一场攻坚战，有关措施既要坚决、强硬，又要具有可操作性、可问责性，而不要再“涛声依旧”地拉大校际差距。着眼于长远，要彻底消除择校竞争。因为建立义务教育的正常秩序，必须靠实际缩小校际差距，以及改革小升初和中考制度。在这些方面，各地已有不少成熟经验值得学习借鉴。李连宁确认的途径有：通过调整学校布局撤消薄弱学校，倡导名校帮扶兼并薄弱学校，缩小名校与薄弱校间教师的收入差距，推行名校招生指标均衡分配的办法。
衡量政府推进本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切入点，还要看有没有可行的治理举措解决义务教育的失衡现状。比如：是否以公开所有学校的政府投入情况为前提，坚决取缔、查处义务教育学校的种种择校行为，包括权力机构与重点校以“共建”形式的择校行为，并对重点校开展审计，对违法者依法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收缴非法的择校费收入；是否查处变相重点校（班），严格控制真正有实验项目的“实验学校”和“实验班”的比例、数量，向社会公开全部信息，接受社会监督；是否定期开展新《义务教育法》执法大检查，公布检查结果，并将此作为对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重要评价，对领导人实行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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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法修订大事记
●1986年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2003年，在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有近600名代表强烈要求修订《义务教育法》。
●2003年6月，十届人大常委会将修订《义务教育法》列入立法计划。
●2004年6月，教育部将《义务教育法》修订送审稿报请国务院审议。
●2005年6月，国务院法制办形成《义务教育法》修订征求意见稿。
●2006年1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2006年2月25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首次审议《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
●2006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责编 子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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