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力名片:孙春平，本名笔名都是它。１９５０年生，满族。初中毕业后下过乡，当过工人和机关干部。滥竽充数的人生项目包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当过市文联主席和省作协副主席；还曾获得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中国作家》大红鹰杯奖及《人民文学》奖等。

看了这个题目，请各位青少年朋友千万不要把我的意思理解错了，好像我的意思是自己眼下已经成了多么精明灵巧睿智不凡的人似的。其实我现在仍然很笨，但当年更笨，笨得有点出格儿，有点不同凡响。

我的笨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我爸爸妈妈齐心协力“培养”出来的。在我出生之前，妈妈已接连生了３个女孩，我的三姐还不幸夭折。我这么介绍我的出生背景，年轻的朋友们就会理解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培养”我的笨了。时光倒退５０年，哪家没有男孩，不光是遗憾，甚至是耻辱，用民间的说法，那叫绝户，是骂人话中最狠最重的一种。一个家庭，在连续的失望之后，一个能接户口本的男孩的出生便有了“千呼万唤”“横空出世”的味道。少年时的我，在姐姐们面前，唯我独尊；而在父母面前，则唯我独娇。我对他们来讲真所谓“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口里怕化了”，比眼珠子还金贵，眼珠子还一人两颗呢，而在我爸妈的心里，则是他们两人才有我这么一个宝贝。他们不让我做任何事，我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出去玩耍不愿跑，就得由比我也大不了几岁的小姐姐们背着，把我当成了“小皇帝”，甚至比眼下的独生子女还娇生惯养。

“小皇帝”的大露馅儿大现眼是在一个上千人的大会上。那是在中学，学校在礼堂开大会。校长讲得口干舌燥，主持会议的副校长从台上下来，走到我身旁，低声吩咐：“去取个暖水壶。”那时是初一的下学期，开会按年级排座，我正好坐在台下最前面，而且我的位置又正对着台上的梯道，不然不会受此青睐。我怔怔傻傻地问：“去哪儿取？”副校长有些不耐烦：“随便去哪个办公室嘛，取来就是。”我起身去了，也很快跑回来，把暖水壶交到副校长手上。副校长去斟水，倾了个底儿朝天，竟没倒出一滴水来。副校长生气了，又不好在那种场合发作，便将空水壶在台上很夸张地摇了又摇。上千的师生都盯着她呢，霎时间，笑声大作，还有人鼓掌跳脚，如雷轰鸣。身边的同学们则一边笑，一边把目光投向我。我满面烧灼，却还低声强词夺理：“她只说要暖水壶，又没说要水。”事后，竟不时有同学当面夸我，说看不出来啊，你平时蔫蔫巴巴的，竟敢在那种场合耍校长一个乐子，胆儿挺肥呀！我无言以对，却挺挺胸脯，一副敢作敢当、那又如何的样子。男子汉大丈夫，能承认自己笨拙至此吗？

那精彩的一幕也尽收我二姐的眼底。那时她读高中，与我同校，自然也在会场上。回到家里，她挖苦我说：“你就笨吧，笨出花啦，当时我真恨不得找条地缝替你钻进去！”她还在饭桌上把这事跟全家人说了，笑得一家人都没吃好饭。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直让我铭记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经过那次暖水壶事件，我开始自觉培养自己生活自立的能力。我帮爸爸种植房前屋后的小菜园，浇水施肥，收获快乐。后来我下乡，再后来抽工回城，跟农民、工人学习生产技能，也学习生活常识。数年后，我又进了机关，无论是当秘书、干事，还是担负领导职务，我都努力尽职尽责，并学会了察言观色。不要把“察言观色”理解为贬义词，写出《红楼梦》的曹雪芹说，人情练达即文章。所以而立之年后我才敢学着写小说，这一写就写了二十多年，出了薄薄厚厚的几本书，得了一些别人不看重而我却沾沾自喜的奖项，而且我还要坚持不懈地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