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说，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忘年之交的。
         但在我走过的岁月里，先后有过三位忘年之交——如今他们中的两位已归道山。
         其中最让我怀念的，是我二十岁那年结识的第一位。
        1977年底，高考制度恢复，我以第一志愿考取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奇怪的贺客：进门就对我母亲脱帽鞠躬，并称我母亲为“伯母”──那时他已经七十岁光景，而我母亲当时还未满五十！言谈中他称才二十出头的我为“晓原兄”。他这套做法当然是表示他和我系平辈论交，但那时“文革”的浩劫刚刚过去，人们对脱帽鞠躬的礼节，对“伯母”之类的称呼，都还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这位贺客就是张庆第先生。那时周围的人（特别是在政治上“要求上进”的）对他仍是躲得远远的，因为他身上“牛鬼蛇神”的印记还未洗干净。但我是在政治上毫无“上进心”的小青年，只是觉得他学问好，就愿意和他交往，遂成忘年之交。
        他祖父一辈还是清朝的大官，家中又广有资财，所以年轻时过着裘马轻肥的公子生活，后来到上海进大学念国际关系。学校的学生剧团排演曹禺的《雷雨》——据说这是该剧的首次演出，他扮演的角色竟是鲁大海，也真可以算是讽刺了。
        后来抗日军兴，他成了四支抗日演剧队其中一支的副队长，军衔是中校。这番“国民党反动军官”的经历（尽管那支演剧队的正队长是共产党员），后来成了他在“文革”中被整的重要“罪状”之一。
        我在“文革”尾声时认识了他。当时我正疯狂地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同时还猛读来自苏联的“内部读物”，如《你到底要什么》《核潜艇闻警出动》《赫鲁晓夫回忆录》之类。有一天他忽然对我说：“小江啊，人家讲‘封、资、修’，我看你‘封’和‘修’的毒已经中得不少了，幸好‘资’的毒中得尚不深。”我初听这话有些莫名其妙，回味了几遍后突然省悟——他这是在开导我，让我注意读西方的东西啊。于是我又开始猛读西方文学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白痴》《当代英雄》《唐璜》《艾凡赫》《巴马修道院》……读得昏天黑地。至于我为什么能在“文革”中搞到这些书来读，那是另一个故事。
        在考大学报专业的问题上，他给了我最珍贵的建议。
那时我周围的人都认为我是天生的“文科坯子”，自然应该考文科。我自己则因理科的东西自学起来比较困难，反而想报理科──我想有老师教着学，就会比自学容易。举棋不定，我就去问计于他。他对我说：“我告诉你，学了理再去搞文，完全可以；而学了文再去搞理的，我从未见过。”就是这句话，使我立刻下了报考理科的决心。如今快三十年了，回首往事，他那句话中的反例我确实一个也未见到过。而我此后一直在文理交界处行走，并能以此谋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拜他那句话所赐。
        我从上大学开始，直到去北京念研究生，前后十年，每次放假回上海都要去看他，和他聊上几个钟头。和他聊天是一种类似“精神迷幻”的过程——他总是将你带到昔日的世界中去。他随意回忆、评点过去那些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人和事，议论滔滔，神游万里，从民国政要的私生活到地下党，从前辈文人到上海滩的大流氓（他甚至还曾写过一个关于黄金荣的剧本）。他还有中国文人“秀才论兵”的传统嗜好，可以详细介绍二战时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兵力配置、司令是谁，旗舰是哪艘，舰载飞机多少架、型号是什么……眉飞色舞，如数家珍。这一点大约和今天的许多男生颇为相同。
        他自称平生“五毒俱全”——其中包括烟、酒、茶。他抽烟抽得很凶，有时还要用烟斗抽烟丝；中、晚两餐必喝酒；茶必是极浓的苦茶。我每次去，他亦必以如此苦茶待我，初嫌其苦，后来渐渐习惯，竟喜欢起来。可是这烟和酒终究害了他——晚年他得了喉癌，手术之后，声带几乎不能发声。这时我去看他，他就只能用写字板和我交谈了。这对于一个一辈子谈锋健利的人来说，是多么别扭的一件事。但是他身体依然强健，八十开外的人，照样可以骑着自行车上街转悠。
        八年前，我搬到新居，想起已经有半年没去看他了，新居离他家很近，正好可以多走动，就打电话告诉他。电话是他老伴儿接的，她声调悲戚，第一句话就是：“张老师走了！”
        我几乎把电话听筒掉在地上……W

感动过我的书籍：
        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三部曲：《两姊妹》《1918年》《阴暗的早晨》。
     “文革”中，在我精神上最苦闷的时候，这三部小说给了我心灵上一线曙光。

        作者简历：江晓原，1955年生于上海。“文革”中只读到初中，17岁进纺织厂当电工，1977年考入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1988年在中国科学院成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博士，1994年晋升教授，次年成为博士生导师。1999年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现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