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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英华：人物篇
依风小语： 本期“时文英华”为大家辑录了三组短文，分别是“名家访谈”“作家自述”和“大家素描”。 “名家访谈”里的两篇文章分别是对林清玄和纪连海的访谈。林清玄是在华人世界享有盛誉的台湾作家，纪连海是从中学讲台走上“百家讲坛”的大陆学者。从对他们的访谈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们奋斗的艰辛和执著，还可以分享他们成功的心得和智慧。林清玄的“慢慢累积”，纪连海的“勤学苦练”，是成功的秘诀；林清玄的“心灵的满足”，纪连海的“良好的心态”，是生活的智慧。深入品味这些，会让我们受益良多。 “作家自述”里的两篇文章分别是余华和莫言的回忆性散文。余华和莫言都是当代极富才华和创造力的作家，这两篇文章写的都是他们成为作家之前的生活，而风趣洒脱又是两篇文章的共同特点。其实，余华的第一份工作是枯燥乏味的，莫言的文学梦也是坎坷漫长的，但读他们的回忆，字里行间却透露着乐观和执著，那些往事也似乎弥漫着温暖，变得令人留恋。这种乐观和坚毅，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 “大家素描”里的四篇文章是一组精短的人物素描，分 名家访谈 林清玄：心美一切皆美 赵 涛 林清玄，台湾作家。曾任台湾《中国时报》记者、主编，连续10年成为台湾金石堂畅销书排行榜的风云人物。先后出版的138本著作，本本畅销，在华人阅读圈尤其是青少年中赢得了“世纪末最清明的文章，人世间最美妙的声音”的美誉。 记者：因为您说过的一句话——“我们都是人”，我今天采访起您来感觉到很轻松。据说这句口诀，让初做记者的您成功克服了自卑感？ 林清玄：我小的时候又自卑又害羞，跟人讲话，走到10米脸就红，走到5米耳根就红，3米手掌就红，走到面前连脚指头都红，这个时候反正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转身就逃。那时候是为了勉励自己，给自己一个提醒，没什么好害怕的，他是人我也是人，他可以做到我也可以做到。这样的话你就会有平常心，美的丑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都用一样的态度去面对，去沟通。 记者：您30岁之前得遍了台湾所有文学大奖，直到不再参赛，此外，您还是台湾最高产的作家，除了众人以为的文思泉涌，还有别的诀窍吗？ 林清玄：我很喜欢一句古诗：书到今生读已迟。就是说，这辈子你要读书已经来不及，都是上辈子的积累。我想这种累积重要的是怎么坚持，每天写一点，一个月以后回头看，会觉得在性情上有变化，这种慢慢累积是快乐的过程。 记者：从乡下奋斗到台北，您的经历也是蛮坎坷的。小时候，您随父兄在田间地头流汗挨饿，这段经历对您今后的成长有何影响？ 林清玄：有很大的帮助，使我什么情况下都能适应。从出生到现在，我没有一个晚上睡不着觉，没有一餐饭吃不香，随时笑得出来。因为小时候在大山中长大，生活很苦，心思也单纯，天黑上床马上睡觉，你不会有多少欲望，有欲望也没用，根本不可能实现，所以慢慢久了，你对欲望就不会太敏感。 记者：在您的生活环境里面，显然缺少成为作家的有利条件，但您成功了。 林清玄：的确，我家代代都是耕农，可是我对文字有非常深刻和敏锐的感受。记得中国有位文人叫张潮，他讲，文章是案头山水，山水是大地文章，你把大地的东西看清楚了，那就是一篇文章。我小时候的成长不可能像一般人所说的学富五车，而是一门深入。我记得小时候读每本书，拿过来都珍惜得不得了，抱着，枕着，经常拿到什么就很用心地看。小学三年级以后，每天我要抱着一本书，才睡得着；每天一定要读到一段好文章，才肯睡觉。 记者：今天的大陆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变局，拜金拜物，人们对传统价值观的疏离逐渐明显，在这样光怪陆离的时代，怎样才能活出真正的优雅？ 林清玄：其实这是一个向欲望倾斜的时代，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有时候你看报纸会看到一个爱玛仕的包卖到100万人民币，荒唐！但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不以为怪，它是名牌，就值这个钱，那是因为你已经迷失了对事物的真实的判断。 人的肩膀挑着一架天平，一边是欲望，一边是心灵的满足，你的心灵应该有足够的砝码来保持平衡。人在中间，一边是一个人加一个山谷的“谷”（俗），一边是一个人加个山谷的“山”（仙），“俗”和“仙”如果能够平衡，你就能做一个平正的人。怎么找到那个平衡点是很重要的，你让人不去追求欲望，那是做不到的；那好，你花一半的时间来追求欲望，一半的力量来使你的心更开阔、更平和。你每天要养成静心的习惯，一天有24小时，你最好有24分钟来静心。就是把你的心安定下来，放松，就好像听到木鱼在敲响，你的心如果放松你就可以听到那更细微的、更敏感的、更动听的声音，就会看见人生的美。 当然，不被欲望所捆绑，就应该有自己心灵的寄托，要花一些时间来充实我们的心灵世界，比如文学。 记者：文学？对于这个时代有着多种价值可供选择的青年来说，文学在他们生活中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林清玄：文学是文化里面最顶端的东西，你要认识一个文化，最好的路口就是观察文学表现，你要了解印度的文化，就去读泰戈尔。在这一个时代，文学应该作为一个文化的坐标，文化最清楚的表现。 我曾说过，第一流的文章是生命的化妆，其实在青年的成长中，文学也是他们最好的化妆。因为如果有内涵，你会觉得什么事情都美，我有两句话，“心美一切皆美，情深万象皆深”，你的心灵美丽了，你看到的世间一切都美，如果你的情感深厚，你会觉得世间万物都很深刻。所以，如果要使你的生命、外表、气质变得更好，你的心就要美，你的情就要深，文学正好是容易提升的途径。 纪连海：有内功才能成功 王 莉 纪连海，42岁，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记者：有人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合力的时代，一个人的成功更多的是合力的结果，如果没有“百家讲坛”，也许您依然是一个不为人知的中学教师，默默地在教坛上耕耘。对此，您怎么看待媒体对您成功的作用呢？ 纪连海：媒体是外力，哲学上不是说“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吗？光靠外力是不行的，电视上风靡一时的选秀活动，红极一时的明星，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都成过眼云烟，能走向成功，并且持续成功，是需要内功的，有内功才能够成功，没有内功，出名也只是短暂的。 记者：您能结合您的个人经历，详细谈谈吗？ 纪连海：我曾先后在北京昌平一所初中、昌平二中、北师大二附中三个学校任教。最初我任教的初中是所新建成的学校，生源、条件都很有限，但我坚持研究学问，琢磨着怎样提高学生的成绩。在昌平二中时，也一直在勤学苦练，不断琢磨教学方法，正是由于不断学习积累，勤学苦练，2001年北师大二附中面向全国招聘中学教师时，我才能够从应聘的一百多名教师中胜出，留下任教。 来到北师大二附中之后，我更是深深感受到知识不够，因为这里的学生太优秀了。以前只需要知识面广，现在还要有深度，有独到、高深、与众不同的见解，否则，就无法面对学生。讲课光靠嘴皮子是不行的，必须在某些方面让学生追不上，所以就不断给自己充电，正是这种积累的结果，给我的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记者：您是怎么走上媒体的？ 纪连海：我走上媒体，关键的一步是学生阎天(其父阎崇年，史学专家)提供了一次机会，那孩子我只教了他一年，总共也就五六十个小时，在分开三年之后，当“百家讲坛”的节目编导偶然一次找他打听有没有老师可以推荐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你想想，教他的老师是很多的，但他独独想到了我。至于媒体，那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电视与网络能把好的一面放大多少倍，就能将坏的一面放大多少倍。如果说媒体是伯乐的话，我倒认为即使没有“伯乐”，自己也要做好“千里马”，毕竟伯乐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所以，我常常对学生说，要想超过我，得先坐好十年冷板凳，没有内功，不踏实学习研究，是不能有所成就的！ 记者：登上“百家讲坛”之前，您在中学默默无闻地教了19年书，在此之前您的人生追求是什么？ 纪连海：其实在登上“百家讲坛”之前，我在中学教书，至少圈内人还是很认可的。我没有想到要出名，但想到了在学术上是要有一番成就。所以才会苦练内功。 记者：成名是否改变了您作为一名中学教师的生活？ 纪连海：走到今天，我不太关注外界的追捧，网络上表扬也好，批评也好，对我而言，更多的是把观众和读者的期待作为动力，要求自己更加严谨，更加进步。改变嘛，也没有什么，大家都知道我依然是中学教师，这学期我一周12节课，忙的时候一周20节课的也有，每周一、二、三、四都在学校，周五从事教研，校内的时间是给学生的，校外的时间是自己的。学校不要求坐班，但我每天都是5:30起床，6:50到校，像今天我的课是9:20上，我依然按老习惯到校，中间的两个多小时用来备课。所以说，成功是要付出代价的。 记者：您如何定义成功？您认为自己成功了吗？ 纪连海：在我看来，成功的定义就是干一行，爱一行，成功不一定就要轰轰烈烈。对我而言，教师是一个良心活儿，我要好好干，让学生放心，家长放心，社会放心，这样自己才能放心。快乐积极地生活，带着良好的心态高兴地去工作，把自己的愉悦带给学生，带给同事，每天鼓励自己：我做到了，我成功了，我这一天很有意义，我就很快乐！ 记者：媒体上对您的称呼有学术明星、学术名人等等，您更偏爱哪个称呼？ 纪连海：(笑)就是北师大二附中 （以上两篇选自《中国青年》，有删节） 作家自述 我的第一份工作 余 华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拔牙，我是1978年3月获得这份工作的。那个时候个人是没有权利选择工作，那个时候叫国家分配。我中学毕业时刚好遇上1977年“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可是我不思进取没有考上大学，那一届的大学名额基本上被陈村这样的人给掠夺了，这些人上山下乡吃足了苦头，知道考大学是改变自己命运的良机，万万不能错过。而我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一头栽进卫生院。国家把我分配到了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让我当起了牙医。 牙医是什么工作？在过去是和修鞋的修钟表的打铁的卖肉的理发的卖爆米花的一字儿排开，撑起一把洋伞，将钳子什么的和先前拔下的牙齿在柜子上摆开，以此招徕顾客。我当牙医的时候算是有点医生的味道了，大医院里叫口腔科，我们卫生院小，所以还是叫牙医。 我的师傅姓沈，沈师傅是上海退休的老牙医，来我们卫生院发挥余热。现在我写下“沈师傅”三个字时，又在怀疑是不是孙师傅，我们海盐话的发音“沈”和“孙”没有区别，还是叫沈师傅吧。那时候沈师傅六十多岁，个子不高，身体发胖，戴着金丝框的眼镜，头发不多可是梳理得十分整齐。 我第一次见到沈师傅的时候，他正在给人拔牙，可能是年纪大了，所以他的手腕在使劲时，脸上出现了痛苦的表情，像是在拔自己的牙齿。那一天是我们卫生院的院长带我过去的，告诉他我是新来的，要跟着他学习拔牙。沈师傅冷淡地向我点点头，然后就让我站在他的身旁，看着他如何用棉球将碘酒涂到上腭或者下腭，接着注射普鲁卡因。注射完麻醉后，他就会坐到椅子上抽上一根烟，等烟抽完了，他问一声病人：“舌头大了没有？”当病人说大了，他就在一个盘子里选出一把钳子，开始拔牙了。 沈师傅让我看着他拔了两次后，就坐在椅子里不起来了，他说下面的病人你去处理。当时我胆战心惊，心想自己还没怎么明白过来就匆忙上阵了，好在我记住了前面涂碘酒和注射普鲁卡因这两个动作，我笨拙地让病人张大嘴巴，然后笨拙地完成了那两个动作。在等待麻醉的时候，我实在是手足无措，这中间的空闲在当时让我非常难受，这时候沈师傅递给我一支烟，和颜悦色地和我聊天了，他问我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抽完了烟，聊天也就结束了。谢天谢地我还记住了那句话，我就学着沈师傅的腔调问病人舌头大了没有？当病人说大了，我的头皮是一阵阵地发麻，心想这叫什么事，可是我又必须拔那颗倒霉的牙齿，而且还必须装着胸有成竹的样子，不能让病人起疑心。 我第一次给人拔牙的经历让我难忘，我记得当时让病人张大了嘴巴，我也瞄准了那颗要拔下的牙齿，可是我回头看到盘子里一排大小和形状都不同的钳子时，我不知道应该用哪一把。于是我灰溜溜地撤下来，小声问沈师傅应该用哪把钳子。沈师傅欠起屁股往病人张大的嘴巴里看，他问我是哪颗牙齿，那时候我叫不上那些牙齿的名字，我就用手指给沈师傅看，沈师傅看完后指了指盘子里的一把钳子后，又一屁股坐到椅子里去了。当时我有一种强烈的孤军奋战的感觉，我拿起钳子，伸进病人的嘴巴，瞄准后钳住了那颗牙齿。我很幸运自己遇上的第一颗牙齿是那种不堪一击的牙齿，我握紧钳子只是摇晃了两下，那颗牙齿就下来了。 真正的困难是在后来遇上的，也就是牙根断在里面。刚开始牙根断了以后，坐在椅子里的沈师傅只能放下他悠闲的二郎腿，由他来处理那些枯枝败叶。挖牙根可是比拔牙麻烦多了，每一次沈师傅都是满头大汗。后来我自己会处理断根后，沈师傅的好日子也就正式开始了。当时我们的科室里有两把椅子，我通常都是一次叫进来两个病人，让他们在椅子上坐下后，然后像是工业托拉斯似的，同时给他们涂碘酒和注射麻醉，接下去的空闲里我就会抽上一根烟，这也是沈师傅教的。等烟抽完了，又托拉斯似的给他们挨个拔牙，接着再同时叫进来两个病人。 那些日子我和沈师傅配合得天衣无缝，我负责叫进来病人和处理他们的病情，而沈师傅则是坐在椅子里负责写病历开处方，只有遇上麻烦时，沈师傅才会亲自出马。随着我手艺的不断提高，沈师傅出马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 我们两个人成了很好的朋友，我记得那时候和沈师傅在一起聊天非常愉快，他给我说了很多旧社会拔牙的事。沈师傅一个人住在海盐时常觉得孤单，所以他时常要回上海去，他每次从上海回来时，都会送给我一盒凤凰牌香烟。那时候凤凰牌香烟可是奢侈品，我记得当时的人偶尔有一支这样的香烟，都要拿到电影院去抽，在看电影时只要有人抽起凤凰牌香烟，整个电影院都香成一片，所有的观众都会扭过头去看那个抽烟的人。沈师傅送给我的就是这种香烟，他每次都是悄悄地塞给我，不让卫生院的同事看到。 这就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从18岁开始，到23岁结束。 （选自《新一代》，有删节） 我的文学梦 莫 言 最早发现我有一点文学才能的，是一个姓张的 那是我在村里小学读三年级的时候，因为生活的自理能力很差，加之上学时年龄较小，母亲给我缝的还是开裆裤。为此，常遭到同学的嘲笑。 在我短暂的学校生活中，腰带和裤裆始终是个恼人的问题。大概是上四年级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关于五一劳动节学校开运动会的作文， 我辍学当了放牛娃后，经常忆起会作文的辉煌。村里有一个被遣返回家劳改的“右派”，他是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毕业生，当过中学语文教师。我们是一个生产队，经常在一起劳动。他给我灌输了许多关于作家和小说的知识。什么神童作家初中的作文就被选进了高中教材啦，什么作家下乡自带高级水啦，什么作家读高中时就攒了稿费三万元啦，什么有一个大麻子作家坐在火车上见到他的情人在铁道边上行走，就奋不顾身地跳下去，结果把腿摔断了……他帮我编织着作家梦。 我问他：“叔，只要能写出一本书，是不是就不用放牛了？” 他说：“岂止是不用放牛！”然后，他就给我讲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讲了那些名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的事。大概从那时起，我就梦想着当一个作家了。别的不说，那一天三顿吃饺子，实在是太诱人了。 1973年，我跟着村里人去昌邑县挖胶莱河。冰天雪地，三个县的几十万民工集合在一起，人山人海，红旗猎猎，指挥部的高音喇叭一遍遍播放着湖南民歌《浏阳河》，那情那景真让我感到心潮澎湃。夜里，躺在地窖子里，就想写小说。 挖完河回家，脸上脱去一层皮，自觉有点脱胎换骨的意思。跟母亲要了五毛钱，去供销社买了一瓶墨水，一个笔记本，趴在炕上，就开始写，书名就叫《胶莱河畔》。第一行字是黑体，引用毛泽东的话：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第一章的回目也紧跟着有了：元宵节支部开大会，老地主阴谋断马腿。故事是这样的：元宵节那天早晨，民兵连长赵红卫吃了两个地瓜，喝了两碗红黏粥，匆匆忙忙去大队部开会，研究挖胶莱河的问题；老支书宣布开会，首先学毛主席语录，然后传达公社革委关于挖河的决定。这部小说写了不到一章就扔下了，原因早已记不清。 后来当了兵，吃饱了穿暖了，作家梦就愈做愈猖狂。1978年，我在黄县站岗时，写了一篇《妈妈的故事》，写一个地主的女儿(妈妈)爱上了八路军的武工队长，离家出走，最后带着队伍杀回来，打死了自己当汉奸的爹，但文革中“妈妈”却因为家庭出身为地主，被斗而死。这篇小说寄给《解放军文艺》，当我天天盼着稿费来了买手表时，稿子却被退了回来。后来又写了一个话剧《离婚》，写与“四人帮”斗争的事，又寄给《解放军文艺》。当我盼望着稿费来了买块手表时，稿子又被退了回来。但这次文艺社的编辑用钢笔给我写了退稿信，那潇洒的字体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摇头摆尾。信的大意是：刊物版面有限，像这样的大型话剧，最好能寄给出版社或是剧院。信的落款处还盖上了一个鲜红的公章。我把这封信给教导员看了，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行啊，小伙子，折腾得解放军文艺社都不敢发表了！”我至今也不知道他是讽刺我还是夸奖我。 后来我调到保定，为了解决提干问题，当了政治教员。因基础太差，只好天天死背教科书。文学的事就暂时放下了。一年后，我把那几本教材背熟溜了，上课不用拿讲稿了，文学梦便“死灰复燃”。我写了许多，专找那些地区级的小刊物投寄。终于，1981年秋天，我的小说《春夜雨霏霏》在保定市的《莲池》发表了。 （选自《河北日报》，有删节） 大家素描 梁实秋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前身叫“电化学校”。这是抗战时候一群艺术精英躲到重庆的北温泉，初创了一个电影广播学校。北温泉，所处天府之国、缙云山麓、一片黑松林里。“林下温泉分流如溪，合洪成瀑。晴日白雾似烟，雨天若喷。”林斤澜是进入这所学院后开始做文学梦的。 这里汇聚了整批的文化名流。史东山、 林斤澜称梁实秋为“ 这样抬着来上课的，学校只有 梁实秋下滑竿，直奔教室，脸上微笑。他不看学生，从长袍里掏出一张长条小纸条，扫一眼，就开讲。他讲的是西洋戏剧史，希腊悲剧，中世纪，文艺复兴。顺流而下，不假思索，只摆事实，不重观点。如一条没有滩，没有漩涡，平静可是清楚的河流。 一会儿法国，一会儿英国，一会儿德国，提到人名书名，写板书，讲到法国写法文，讲到英国写英文，讲到德国写德文……抗战时期，学生中多半是“流亡学生”，即使学过外语，也耽误得差不多了。他全不管，从不提问，和学生不过话，更不交流。下课铃一响，揣纸条，戴帽子，围三绕围巾，立刻走人，上滑竿。 他的课经常满座。他的课知识丰富，条理清晰，叙述娴熟又动听。 史东山 史东山在中国电影界，是元老级的导演。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史东山讲的就是电影导演课。可他经常讲不出什么名堂来，但神态状貌，给人印象深刻。 上第一堂课时，是初秋，窗外阳光明亮，一边是嘉陵江，一边是缙云山，山脚一片松林黑压压。 史东山叫学生们把椅子凳子搬出来，散坐在院子里。他自己横跨一张长凳，时而“骑马”，时而偏身斜坐，说话慢腾腾，好像句句“若有所思”。内容大致是说自己到过一个学校，那里没有什么教室，大家搬着小板凳，坐在山坡上，自由讨论……只有小部分同学能够联想到，他说的是“解放区”的学校。说这些话的时候，是1943年，白色恐怖正笼罩着山城。 这是他上的第一堂课，完全没有说到电影，更没有牵涉导演业务。 那时候他才40出头，已经留起小胡子，背微驼，很是个老导演了。他的眼里总有个笑影，也热情，也嘲讽，也高深莫测。 史东山始终没有系统——也就是成本大套地讲过导演学。他只是零碎地讲些电影，也许是实际，也可以说是实用。常说到的有斗牛的《碧血黄沙》，英格丽·褒曼的《卡萨布兰卡》，等等。 史东山后来还是拍戏，拍过无数的戏，林斤澜亲记了几件极小的小事。一次，总排时，史东山大发雷霆，打了搞灯光的小青年一记耳光。以后，他当众正式道歉。 对于林斤澜想学写剧本，史东山摇头。他叫林斤澜先写“本事”，即当年电影院的宣传品，如上书故事梗概的传单广告。后来林斤澜自己写小说了，喜欢打乱故事顺序，方知先有“顺序”，而后才有“打乱”，才以为史东山没错。 在上世纪30到40年代，引进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 他要“情绪”，要产生“情绪”的环境。上课时，要讲台干净，讲桌上要有鲜花……战争年代，流亡学生，没有这些心思，对此听而不闻。 他引进情绪记忆的“种子论”，大意说每个人心中都有善恶各种种子。好比没有杀过人，但拍过蚊子，由此可以生发杀人的心理历程……想象是艺术的翅膀，想搞艺术吗？展翅飞翔吧！ 焦菊隐 焦菊隐在学校里教的课是“名著选读”。当时他有著作、有译作，已有名望。不过话剧导演方面，还没有得到“用武之地”。 他不住在北温泉学校里，每个月来一趟，把课时集中在两三天内。他个子瘦高，背微驼，戴眼镜。衣服单薄，料多布草，现出旧色。一副“抗战期间，一切从简”的书生模样。 焦菊隐留学欧洲，归国后办过戏校，听说也阔过。不过当时在重庆，的确穷居陋巷。林斤澜形容“名著选读”的教法：手执外文“名著”一本，挑“选”一段“读”出来，出来的是北京口白，以后讲解赞叹。是翻译并评注法。 史东山、 当时在大专学校里，先生与学生之间，有“跟”字一说。某个学生“跟”某个先生，就成了“入室弟子”。跟有学业上的跟，有事业上的跟，有“饮食业”上的跟，或者兼而有之。 林斤澜回忆说，当时有个同学，跟上 （选自《林斤澜说》，程绍国/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 页 责任编辑:依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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