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佳人式的爱情

■张学君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它带给人生命中最丰富最细腻最刻骨铭心的感受。德国大文豪歌德曾说过：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我们也常听人说，男孩子要找心目中的“白雪公主”，女孩子要找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这两个典故本来出自两个互不相关的故事，中国人偏偏爱把它们拴在一起，这就是才子佳人模式。

宋代词人晁补之说：“夕阳芳草本无恨，才子佳人自多愁。”这大概是“才子佳人”一词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但切不要以为中国人的才子佳人理想也是这么晚才形成的。如果我们把审视的目光从先秦扫描下来，就会发现：才子佳人的理想是横贯古今的。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是先民们真诚的歌唱，开篇就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不是才子佳人又是什么呢？楚国文人宋玉曾半是辩解半是炫耀地对楚王说：“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这不也是才子佳人的典型吗？至于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的故事，如今已成为世人皆知的佳话。可是，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毕竟有别于真实的爱情，我们在这里介绍的，并不是历史真实中的才子佳人，而是反映在文学作品中观念化了的才子佳人模式。

谈到这个模式，就不能不谈到《西厢记》。而在谈《西厢记》之前，又不能不首先谈一下元稹的《莺莺传》。

元稹是唐代大诗人，他根据亲身经历写了一篇传奇小说《莺莺传》。故事中，元稹的化身张生与名门小姐崔莺莺一度相爱，却始乱终弃。这本是一个无行文人玩弄女性的故事，但从中亦可见到礼教束缚之下青年女性对爱情的执著追求。《莺莺传》因为写了才子佳人的恋爱，所以深受文人喜爱，但它冰冷的结局总让人感到美中不足。于是宋元以来，不断有人对它进行改编。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以崔、张的故事为蓝本，却从根本上改变了原作的主题：张生与莺莺经过不懈的努力与抗争，最终获得了完美的大团圆结局。

元代的王实甫又进行了新的加工，他以同情的笔调，赞美了两人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不料好事多磨，持门第观念的老夫人从中作梗，而机智的丫鬟红娘则热心相助。故事以张生“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大团圆来收尾，并发出“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良好祝愿--这在今天依然是一句妇孺皆知的名言。其实在此之前，董解元就明确提出：“从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这可以说是开宗明义地为才子佳人正名。

《西厢记》成功地开启了才子佳人故事的先河。此后，模仿之作层出不穷。在明末清初，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文学流派，尤以流行最广的小说《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为代表。这个时候，才子佳人小说已经有了固定的模式和特定的内涵。

既然说是才子佳人，那必然是“秀才是文章魁首，小姐是仕女班头，一个通彻三教九流，一个晓尽描鸾刺绣”。一般来说，情节大都是这样的：风流才子某日出游，遇一少女，多才貌美，当即一见钟情，两下心许。只是碍于礼法，沟通不便。幸赖伶俐丫鬟传书递简，遂私订终身。不料有小人拨乱其间，于是佳人逼嫁，才子遭难。然二人虽经波折，却坚贞如一。后来由于才子金榜题名，高中状元，又有明君主持正义，有情人才终成眷属。

大团圆的结局使这些故事只能在中间情节的曲折上做文章，通过一系列的挫折、巧合、误会，来增加故事的可读性。公平地说，作为一种文学模式，它有其存在的理由。只不过因为模仿之作太多，陈陈相因，鱼龙混杂，后人把这种模式概括为“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金榜题名大团圆”，曹雪芹批评它们“千部共出一套”，但这也正说明它们所受欢迎的程度。才子佳人小说版本数量之多、流行范围之广、流行时间之长，是很令人惊讶的。《好逑传》在国外受欢迎的程度，甚至已经超过了国内。

才子佳人故事的反复出现，实际上有它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它暗示了我们民族的一种审美心理倾向。有人说中国没有悲剧精神，鲁迅也把才子佳人模式看成是“瞒和骗的艺术”。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未尝不体现了传统中国人对自主爱情和美好生活的信念与憧憬，体现了我们国人追求匹配和谐的审美心理。《牡丹亭》里，落难秀才柳梦梅的梦中情人杜丽娘，不是平民女子，而是能够慧眼识英雄的大家闺秀。暂时落魄的才子们最终也能够功成名就，风光无限。“颜如玉”和“黄金屋”双双丰收，这为失意文人的灰暗生活投进了一些亮色。从某种意义上讲，才子佳人小说正是他们精神幻想的产物。

不要以为才子佳人的故事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实际上它自古至今，一脉相承。从清末民初被称为“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到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曾使无数少男少女为之倾倒的琼瑶小说，再到今天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和《橘子红了》，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它的影子。

现代的青年男女是幸运的，古人看来遥不可及的理想，在今天已经变得触手可及。我们不再有孤寒客馆里的低回婉转，不再有“山盟虽在，锦书难托”的煎熬与痛苦，只是当我们把恋爱自由走过了头时，却发现收获的并不是幸福。“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接下来就是“中国式离婚”，这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才子佳人模式最终团圆的真正意义。也许，这才是上述传统小说和戏剧给予现代人的最深刻的提示。

情女杜丽娘

■张红梅  张卫东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这是汤显祖写在《牡丹亭》中的题记，也是他对杜丽娘惊世爱情的礼赞。

一个女人成就了汤显祖的不朽。《牡丹亭》一经问世，举国轰动，南北伶人竞相上演。娄江女子俞二娘，痛感杜丽娘的遭遇，积哀成疾，断肠而死。杭州女伶商小玲，演至《寻梦》，缠绵凄婉，随曲扑地，气绝身亡。

多年以后，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了林黛玉听到《牡丹亭》时的心动神摇。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通过一个生活在黑暗王国之中开始觉醒的少女的心灵感应，对《牡丹亭》做出了评价。今天，我们以现代人的眼光去看杜丽娘，更能感受到这份生死爱情的沉重和伟大。

其实，同诸多的中国传统爱情戏曲一样，《牡丹亭》写的也是一个才子佳人的老套故事。佳人杜丽娘为南安太守杜宝之女，年方二八，生得貌美无比，却因伤春而死。才子柳梦梅乃唐代文豪柳宗元之后，应试途中寄居梅花庵，与丽娘的鬼魂相会，并掘坟开棺，使其重生。柳梦梅应试后，前去和岳父杜宝相见，却被吊打。此时皇榜已发，柳梦梅高中状元，杜宝却欲告其劫坟，并言杜丽娘乃花妖狐媚，假托而成。最后由皇帝出面验明丽娘实为活人，并非鬼魂，两人才终成眷属。

像这种描写才子佳人的爱情剧作，《牡丹亭》之前的《西厢记》就已经做了脍炙人口的演绎，张生和崔莺莺的经历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才子佳人的爱情模式而被人津津乐道，然《牡丹亭》一出，“几令《西厢》减价”，且历时四百年而不朽。这种征服人心的艺术力量，来自于作者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在古老的爱情模式中注入了新的活力，赋予了这份爱情起死回生的神奇魅力。

杜丽娘的爱情之花，开放在梦幻的土壤里。“梦”在艺术家手中是一种特殊的“真实”和存在。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但丁梦游地狱天堂；杜丽娘的情则生发于一个妩媚的春梦。在丫鬟春香的鼓动下，丽娘去后花园游赏，百花争艳的美丽景色引发了她的春情。在梦中，一书生持柳枝请她题诗；牡丹亭畔，芍药栏前，他们两情缱绻，爱意绵绵。此后，她便时时忆起梦中欢会，去花园寻梦，却见花草零落，于是一病不起。中秋之夜，丽娘拜别父母，并嘱春香将其自画小像藏于太湖石下，郁郁而死。

这正是汤显祖所说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杜丽娘的生情乃至殉情不同于以往才子佳人们的一见钟情，因为她至死都不知道自己的情人是谁！由伤春而入梦，入梦境而生情，进而心伤身死，超现实的梦幻形式，赋予了这段爱情感人肺腑的凄美。

如果杜丽娘仅为梦中的爱情而死，那么这种爱情最终还是会落入窠臼。但作者运用浪漫主义的如椽大笔，给了“情”以起死回生的神力：丽娘葬于梅花树下，众花神庇佑她灵魂不灭。岭南才子柳梦梅偶得一梦，梦中梅花树下一女子与他相约，于是他前往临安赴试，途中在梅花庵养病读书。一日他去后花园散心，在假山石下拾到丽娘画像，每日思念不断。丽娘的鬼魂游到梅花庵，与其相会，并发山盟海誓，结为夫妇。随后，柳梦梅掘墓开棺，杜丽娘为爱复活。虚幻和荒诞的背后，虽逃不脱大团圆的结局，却以更为曲折浪漫的过程显示出爱情的不朽！

其实，古往今来，天地间演绎了太多的爱情神话，描写才子佳人的爱情作品一直层出不穷。但同杜丽娘相比，为爱而死者颇多，为爱而生者却凤毛麟角。《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和焦仲卿双双殉情就是一个常见的为爱而死的典型。即便有为爱重生者，也已幻化成一种物象，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死后化蝶、韩凭夫妇化树相拥，而蒲松龄先生笔下的死而复生则大多一开始就是人鬼相恋。为爱而死，自然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幻化后重生，也只是一种美好的祝愿；人鬼相恋，则更多的是对现实的否定。但杜丽娘活生生为情而死，翩翩然为情而生，她的死，她的生，才是对爱情最完美的阐释。

（注：人教版《语文》第四册第四单元《闺塾》选自《牡丹亭》）

丫鬟的典型--红娘

■李  燕

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一部古典戏剧的优秀之作，曹雪芹说它是“词句警人，满口余香”，还有人盛赞它有如“花间美人，光彩照人”，其中的小丫鬟红娘，更是成为才子佳人文学中的丫鬟典型而得以不朽。

追溯《西厢记》的来源，我们可以得知“红娘”这一人物形象早在唐代元稹的《莺莺传》中就已存在，那时她还不怎么重要，只是一个为小姐端茶送水打扇子的平凡婢女。金代董解元在《西厢记诸宫调》中最早对红娘的形象进行了成功改造，但真正使其大放光彩的却是王实甫的《西厢记》。在这部作品中，红娘无疑是全剧中最活跃、最令人喜爱的人物。虽然她的身份仍然卑微，但却充满了人性的魅力，也赢得了广大老百姓的深深喜爱和众多评论家的热切关注。郭沫若曾写道：《西厢记》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无生命的礼教的凯旋歌，而红娘无疑就是“有生命的人性”的最好体现。

剧中的红娘聪明、勇敢、热心、善良，在佳人们的爱情受到阻碍时，丫鬟作为她们身边最亲近的人和幕后运筹帷幄的“军师”，这些优异品质无疑是必不可少的。大概是因为这部剧作对“红娘”形象的成功塑造，如今，“红娘”这个名字已被演化成“促成姻缘、成人之美”的代名词。

从故事中可以看出，红娘并不是莺莺和张生初次会面的“介绍人”，甚至在张生第一次遇见她时，她还以“今后得问的问，不得问的休胡说”抢白了他。可以说，在最初一段时间内，红娘不仅没有为他们牵线搭桥，反而是崔母派出的一个“卧底”。在后来的一场兵变中，她认识到了两人之间的真挚爱情，而许下承诺的崔母却出尔反尔、悔亲赖婚，激起了红娘的极大不满。于是，红娘转而积极出谋划策、递简传书，而且在私情败露的紧要关头，不畏家法挺身而出。由此可见，红娘的热心绝不是“八卦”式的多事，而是成人之美、仗义执言这些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

红娘不受任何教条的约束，与她的真实坦率、天真纯洁相比，张生显得有些迂腐可笑，莺莺显得有些矫揉造作。对这两个真心相爱却又顾忌太多的年轻人，红娘总是率直而善意地嘲讽他们的弱点，促进他们的结合。她常常不满张生的书呆子气，俏皮地说他是“傻角”，是“文魔秀士，风欠酸丁”，有时“酸溜溜螫得人牙疼”。当莺莺看到红娘带来的张生的简帖假意发怒时，红娘立即指责她“不肯搜自己狂为，则待要觅别人破绽”，并进一步揭露她内心的秘密：“对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背地里愁眉泪眼。”然而，被老夫人发现之后，莺莺与张生惊慌失措，红娘却从容镇静，勇敢地为他们辩理，最终说得老夫人无言可对。正是在这些善意的嘲弄、尖锐的批评中，我们看到了红娘作为一个小人物的性格魅力，因为她活得是那样的真实，她的襟怀是那样的坦荡。

《西厢记》诞生后，一直成为很多文艺作品的美学资源。１９９９年，著名导演黄健中以《西厢记》为题材，拍摄了《红娘》一片。这部电影着重讨论了红娘的情感世界，因此片中不仅表现了红娘在家乡幸福的童年生活，并且通过音乐渲染了红娘的质朴与大自然的交融。影片结尾，红娘离开崔家重新回到了自己宁静美好的乡村田园，这里是她最终的理想所在。该片获得了第２２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也许就是因为它完美地展现了红娘的人格魅力吧。

（注：人教版《语文》第四册第四单元《长亭送别》选自《西厢记》。董钺／图）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