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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灵运和鲍照
谢灵运：没安好心 ■鲍鹏山 谢灵运（３８５—４３３），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一带）。东晋名将谢玄之孙，袭封康乐公，故世称谢康乐。他是第一个大力模山范水的山水诗作家，对扫荡“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有大功劳，在诗歌形式的探索上也有相当大的贡献。 文学史家们喜欢强调陶渊明与谢灵运的不同，是的，他们的为人风格与为文风格都有极大的不同。他俩风格既不同，以读陶之眼光与趣味来读谢，当然格格不入。沈德潜在《古诗源》中提到，陶诗之不可及处在真在厚，谢诗之不可及处在新在俊。真而厚，是合乎中国诗歌审美传统的；新与俊，则是突破了传统。谢灵运费了不少力去突破，却不大讨好。赵宋以前，尤其是他生前，他的诗名是了不得的。他在老家始宁写诗，一传到京城，贵贱莫不传写，连皇帝见到他，都要先问他最近又有什么新作。那时候，除了会稽郡的谢大诗人，谁又知道在浔阳柴桑，还有一位自称“五 在我看来，陶与谢之最大区别，在于陶已安好他那颗心，而谢则没安好心——这话有点歧义，不过有点歧义正好。他既没有安顿好自己这颗心，因而这颗心永是浮躁，使得他“多愆礼度”，“猖狂不已，自致复（覆）亡”（《南史·本传》）；同时，他在有些时候也真是对人对事不安好心。比如，他既不能够抛官不做，却又不好好做官。在做永嘉太守时，就只顾自己肆意游乐，而“民间听讼，不复关怀”，这样不关心民间疾苦，大概不能算是好官，好人也算不上。七品芝麻官徐九经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话送给他正合适。 他岂止不关心民间疾苦？他有时简直是地方一霸。他因父祖遗产，生业甚厚，本来已是养尊处优，却还不知厌足，不断凿山疏湖，功役无已。他竟通过宋文帝，让会稽太守孟 把会稽郡东面的回踵湖放了水，与他做良田。孟太守因此湖“水物所出，百姓惜之”，坚决不给他。他又要另外一个湖，孟太守也犟上了，还是不给，他就肆言攻击人家。我想，这件事显然是谢诗人不对。不论孟太守此举动机如何，但他这样做的客观结果，却着实有益于百姓，而谢诗人这样做，定有害于百姓。所以我说谢灵运没安好心。 后来孟 告他有“异志”，图谋不轨，摆出要逮捕他的架势，吓得他赶紧进京，伏阙上书。文帝没有治罪于他，却也不让他再回会稽，而让他做临川内史。到了新地方，他依然是游放不止，又为有司所纠，要逮捕他。这次他自己大约都厌烦自己了，干脆拉起旗子造反，兵败后被捕并流放广州，不久在广州被杀。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孟 说他有“异志”，那是诬告；但他没安好心，倒是真的。一个大诗人，谈起玄理佛法，头头是道，最后却因争一湖而送命，说是“贪夫殉财”亦未尝不可。所以谢灵运的境界，比起陶渊明，确实差了一截儿。 而要说对体制的不适应，谢灵运比陶渊明更甚。陶虽不适应，但其性格尚不至于如谢那样骄躁。比如陶在彭泽县当县令，公田一百亩，他一开始要全种上秫，以便酿酒。说“吾尝得醉于酒足矣”。但他妻子固请种粳，他也就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王弘要见他，他不愿意见，但王弘在路边摆酒诱他，他就酒也喝了，人也见了，并不为忤。自家酿酒，酒熟，手边无漉酒的工具，他便从头上解下葛巾漉酒，漉毕，再把葛巾盘回头上。他好像无可无不可，一切顺其自然。所以，他与世道人心的冲突也就比较平缓，其间还有较大的周旋余地，这余地，就够他逍遥了。 而谢灵运则不然。他皎皎易污，峣峣易折。他与刘裕不合，与刘义符不合，与刘义隆还不合——三个皇帝，他得罪完了。他又“构扇异同，非毁执政”，与徐羡之等人结仇。他与孟 不和，与御史中丞傅隆不和，与临川郡上上下下不和……他总是与人冲突，且事情又总是做得太绝。这种弹性的缺乏和空间的逼仄，是他一生的悲剧。而这又正好促成了他诗歌的特色——繁复。景物繁复，意象繁复，词汇繁复，甚至用字，他都喜欢笔画繁复的。读他的诗，我们有时有喘不过来气的感觉。他的诗，空间太逼仄了，不像陶渊明的那样疏疏朗朗，有透气感。诗境的繁复与他内心对这个世界的繁难感受有关。实际上，我们可以把他的诗歌看成是他追求弹性空间的心灵记录：山水的搜寻，乃是心灵对空间渴求的外化；谈玄奉佛，则是他试图增加自己性格弹性的努力。 但奇怪得很，他的这种努力竟也走上了极端：他对山水的搜寻，像是一个疯子。在永嘉做太守，他竟然“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在朝廷做秘书监，天子眼皮底下，他竟然也“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假）”。在老家赋闲，他带着大干人马“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数十重，莫不备尽登蹑”，从始宁南山出发，“伐木开径，直至临海”，把临海太守王琇吓了一大跳，以为来了一群山贼。 他这样无节制地搜求山水，我们看得出他内心的躁动。他实际上已不是在从容地游山玩水，而是在迫切地寻找一种能使他心灵平衡的东西。这东西怎能外求？它是一种自我调节的能力，是一种“安心”的功夫。可惜的是，他缺少的就是这些。 我们从谢灵运的行为和他的诗作及其诗作中充斥的大量玄理中，可以看出他为了“安心”是如何努力，但却不见结果。对陶渊明，我们觉得他可爱可敬，还可羡可慕，但对谢灵运，有时我直觉得他可怜。他东奔西突，四面出击，直至疲惫不堪，最终却没有突出一条生路。陶渊明的生活与心态都以“静”为特征，而他则是永无休止的“动”，穷折腾，不，富折腾——可折腾到最后，仍然两手空空，心中空空。他自己都失望，都厌烦，他活腻了。他游山玩水，竟然一日百六七十里，这哪里还是游玩，这简直是在赛跑，是和自己烦躁的心赛跑，想把它丢在后面。他这样疯跑，既是对未知快乐的追寻，又是对当下生活的逃逸：他永远生活在别处。他不能安心，现实中也就不能安身。 我们大谈陶谢之不同，那主要是他两人在性情、修养上的不同。在思想层面上，他们是有大相同的：他们在价值追求上是相同的。不管谢灵运实际上对功名富贵多么向往，但在思想层面上，他是赞成对世俗富贵的超越的。他诗中有些句子，和陶渊明如出一辙： 谢诗 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羁雉恋旧侣，迷鸟怀故林。 （《晚出西射堂》） 虚馆绝诤讼，空庭来鸟雀。 （《斋中读书》） 陶诗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饮酒》其二）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归园田居》其一）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归园田居》其一） 这是随意挑出的几句，未做全面细致的遴选，但足以见出两人的共同思考。对体制的警惕，对个人自由的维护，是他俩共同的价值追求。 谢灵运虽然在纵情山水时仍然不忘“飞鸿响远音”（《登池上楼》），以至于山水不足娱其情，名理不足解其忧，但他毕竟用他的游荡在山水之间指出了一个方向，那就是和凶险的社会相对立的和谐而可亲近的生机盎然的自然山水。自然在建安诗人那里是社会凶险的陪衬，一如曹操在《苦寒行》和曹植在《赠白马王彪》中所描写的。一直到陆机，我们看他的《赴洛道中作》，自然也是令人厌恶的，是令人退避的，是人生险途的暗喻。但在谢灵运那里，自然却是心灵的益友了——“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自然还能启发心智，安慰心灵——“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从斤竹涧越岭溪行》）。应该说，他是第一个发现山水的美感的，他虽然没有说山水“可居”，但他指出了山水的“可游”，并在山水的美感与人的心灵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在这之前，一些哲人也谈到过山水，比如孔子，他就说过“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之类的话。但孔子所言的山水往往是伦理道德的象征，孔子由此架起的人与山水之间的桥梁是与人内心的道德情操相关联的。中国历史上，总有一些人隐于山水。但他们隐于山水的原因正是看中了山水的凶险，因为山水的凶险恰可反衬隐者道德的崇高。山水在那些隐者眼中是没有美感而只有道德感的。如首阳山上的伯夷、叔齐，阮籍所遇的苏门山上的 楼上尴尬人 ——读谢灵运的《登池上楼》 ■陆亚萍 登池上楼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 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痾对空林。 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 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 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这是谢灵运最出名的一首诗，作于永嘉太守任上，时在景平元年（即４２３年）春天。他是头一年的秋天，受徐羡之的排挤，出为永嘉太守的。晋宋易代，于晋有大功劳的谢氏家族受到抑制和打击，谢灵运由康乐公降为康乐侯，生性高傲的他对刘宋政权心怀不满是必然的。问题是，他还让这种不满变成明显的甚至是公开的。于是，刘宋的几任皇帝，他都得罪了，当朝的权臣，他更是结怨了，君臣联手收拾他，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朝廷变成了他的烦心地、伤心地，山水自然就成为他舒忧解闷的第一选择。所以，去风景秀丽的永嘉，于徐羡之等人而言，当然是对谢灵运的惩罚，但对谢灵运而言，未必不是他之所愿。总之，人际关系紧张的谢灵运，与山水为伴，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惜的是，他处理自己与山水之间的关系同样不成功。他太以自我为中心了，太刻意了。我们来看看这首《登池上楼》——不，看看他与永嘉的山水之间的关系。 此诗明显分为三层：一层叙事，从开头至“褰开暂窥临”；二层写景，从“倾耳聆波澜”至“园柳变鸣禽”；最后一层是议论。叙事乃叙自己进退失据的矛盾心境：仕不如飞鸿而隐不及潜虬，用飞鸿之远音响彻来喻飞黄腾达，用潜虬之幽姿自媚来喻遁世无闷，是典型的比兴手法。但问题在于这二者他都做不好：谋求官场发达，他智力不足；退隐田园躬耕，他体力不够。单看他诗中的这两句话，觉得他挺谦虚的。但谢灵运从来不会谦虚，他一谦虚，我们就要小心：他是在说牢骚话，是在冷嘲热讽，是用私下里的嘀嘀咕咕报复别人对他的排挤与贬抑——当然，他自己知道，像他这样的大诗人，私语总会变成公共话语，被他嘀咕的人就会成为大众（包括当代的和未来的）的笑料甚至敌人。所以他那两个看似自我反省的字“愧”和怍”，实际上是针对他人的“怒”与“恨”——是的，谢灵运是有一些小人的德性。 接着，他说到，他终于在一穷海之地，做一永嘉太守，却又一病一冬，卧床不起。他又说这是在“徇禄”，是追逐禄位，故意把自己说得不堪，好像是在自嘲，却显示出他的做作。他是希望我们在转几个弯子之后，得出他此时清高而又无奈的结论。清高是他的品格，无奈是他的遭际，既表彰了自己，又丑化了政敌。作为一个有着高超语言技巧的诗人，他这个目的应该是达到了。至此，大家应该看得出来，谢灵运的内心是充满块垒的，是需要有消除块垒的东西的，那就是山水了。这就自然过渡到下一层。 在一冬不起之后，某一天，也许是在别人的提醒或建议下，他百无聊赖地拉开窗帘，却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他的感觉恢复了，精神复活了，甚至病也好了——他远眺青山，遥闻海涛，观池塘青草之生，聆园柳春鸟之鸣，终于发出感慨，对人生有一番彻悟。“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他的名句，他自己得意，后人也激赏。叶梦得《石林诗话》说：“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所能到。”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曾说诗有四种高妙，其四是：“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谢灵运这两句，就是这种“自然高妙”吧。 事实上，谢灵运的诗从总体上看，是颇雕琢的。像这一首诗，也就这两句出于自然，其他的描写并不清新，更不自然。而第三部分的议论，就给人言不由衷之感，这种近乎蛇足的议论，带着明显的情绪，却唱着“无闷”的高调，不仅是抒情上的矫情，更是议论上的假大空，被后人批评为玄言诗的尾巴。 就全诗来看，事、景、情的结合并不十分自然，尤其是从“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春光宜人突然转入“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的伤感，是了不相关而强作高明。“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的自我称许，也只会让读者掩口而笑，堆砌辞藻、雕琢失真的弊病也在所难免。且全诗除了“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外，都用对偶句，平板少变，滞涩不畅；“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两句用典，却只为表现“归”之一字，也卖弄得太笨太费力气。 总之，就题材开创和形式创新而言，谢灵运差可与陶渊明比肩，但若论单篇质量和总体艺术成就，如情、景、理的圆融无碍，人格与诗格的浑然一体，他怕还不能望陶之项背。 鲍照：迷者之歌 ■鲍鹏山 鲍照是和谢灵运齐名的诗人，我这样说好像是鲍照沾了谢灵运的光，其实，在“元嘉三大家”里，若按诗歌创作的成就排名，应该是鲍照第一，谢灵运第二，颜延之第三。但谢灵运是多么有身份的人啊——他是康乐公康乐侯，是有爵位的。那时代，皇帝都轮流做，走马灯似的，但王、谢两大家族，却是常青的不老松，谁当皇帝谁都要依赖着这两个家族。所以，谢灵运生前虽不得意，或者说，不如他的意，但他却仍然是煊赫的，为人注目的。由于他开创了山水诗的先河，在文学史上他也是不断被人提及而脸儿特熟的。鲍照则出身庶族，“才秀人微”，“取湮当代”（钟嵘《诗品》）。当谢灵运的诗篇万众传诵，贵贱莫不传写之时，鲍照写完诗，还要谦恭万分地“贡诗言志”，冒着“轻忤大王”的风险，把诗献给临川王刘义庆，才有可能得到赏识。好在他的诗还真的得到了爱好文学的刘义庆的称奇，然而这哪里能比得上谢灵运的风光？这正是鲍照所愤愤不平的——“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瓜步山揭文》）。 有了这样大的生活上的差异，思想上的差异也就在所难免。比如谢灵运是豪奢的，对贵族化的东西往往是生活在其中享受在其中，而又流露出不屑与否定的；鲍照却是“身地孤贱”，对贵族的豪奢生活流露出无限艳羡而又不加掩饰的，这使他与左思又划出了界限。左思出身庶族，但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则宛然是士族的，虽然骨子里十分热衷仕进，追名逐利，但嘴上却不断地说着淡泊，鼓吹着功成身退。而鲍照则真正是庶族思想与价值观的代表：不满所处的地位，迫切地要求改变，热切地追逐富贵。这是鲍照文学作品的重要意义之所在，典型意义之所在。因此，他也就显得比左思更为真诚而实在，在“诗言志”的基本原则下，鲍照的诗，也就有了更加充沛的激情——因为他是写他内心真实涌动的情感与追求，而没有矫情。事实上，如果说在那个淡乎寡味的玄言诗大行其道的时代，陶渊明以田园诗与之对抗，谢灵运以山水诗与之对抗，而鲍照，则是以自己的激情重现了文学的本质，重现了文学的魅力。相对于陶渊明、谢灵运的以题材胜，鲍照的激情，才是当时文学最为缺少的东西。 我们来看看他写自身的潦倒： 湮没虽死悲，贫苦即生剧。长叹至天晓，愁苦穷日夕。 盛颜当少歇，鬓发先老白。亲友四面绝，朋知断三益。 空庭惭树萱，药饵愧过客。贫年忘日时，黯颜就人惜。 俄顷不相酬，恧怩面已赤。或以一金恨，便成百年隙。 心为千条计，事未见一获。运圮津途塞，遂转死沟洫。 从此穷百年，不如还窀穸。 （《代贫贱苦愁行》） 鲍照存诗二百多首，乐府诗有八十多首，而这首诗名曰“代……”，初一看，还以为又是乐府旧题，其实“贫贱苦愁行”并不见《乐府诗集》，可见这是他的自创；自创而曰“代”，又可见“贫贱苦愁”是他心中耿耿不能忘怀的人生之痛。开首“湮没虽死悲，贫苦即生剧”，结尾“以此穷百年，不如还窀穸”，全是申述人生贫贱苦愁，还不如一死了之。而中间所写的贫苦尴尬之状，也“非身历者不能道”（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可见虽然他也偶然以儒家思想自慰：“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拟行路难》其六）但他是不甘的，不愿的，不服的：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 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 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 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拟行路难》其四） 心非木石，岂能无感于人生穷愁，无感于世道不公？只是因为“不敢言”，而“吞声踯躅”而已！ 我们再看看他在诗中表现出的对富贵的艳羡和贪恋——这是一般人都要加以掩饰而他却肆言宣扬的： 一身仕关西，家族满山东。二年从车驾，斋祭甘泉宫。 三朝国庆毕，休沐还旧邦。四牡曜长路，轻盖若飞鸿。 五侯相饯送，高会集新丰。六乐陈广座，组帐扬春风。 七盘起长袖，庭下列歌钟。八珍盈雕俎，绮肴纷错重。 九族共瞻迟，宾友仰徽容。十载学无就，善宦一朝通。 （《数名诗》） 除了最后两句有些愤怨（其实也夹杂着更多的艳羡）外，那种对车骑、宴饮、歌舞等物质享受充满叹慕的描写，对“家族满山东”、“休沐还旧邦”、“九族共瞻迟，宾友仰徽容”的成就感及虚荣心的满足等，都全不似传统士人的口吻，这是典型的市井下层人的理想与追求。在中国古代诗人那里，我们很少看到这样的眼光与趣味——不是他们没有这样的眼光、趣味与追求，而是他们都掩饰了这种趣味。也就是说，在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上，人们是贬低这些的。所以，人们总是掩饰自己的这种追求。左思说的“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这才是传统的道德、价值体系肯定与赞赏的，也是对人们的要求——一方面要立功，所谓“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另一方面又要拒绝个人富贵，免得这种个人的利益追求玷污了“公益”的追求。 可是鲍照的趣味就是下层的，因而是活泼的、真实的，我们看他的《白纻歌六首》其二： 桂宫柏寝拟天居，朱爵文窗韬绮疏。 象床瑶席镇犀渠，雕屏铪匝组帷舒。 秦筝赵瑟挟笙竽，垂珰散佩盈玉除，停觞不语欲谁须。 你看他笔下的事物，哪一样不金碧辉煌，流光溢彩？《诗品》说他的诗歌“险俗”，固是确评。他就是俗，他的世界观、他的审美观、他的趣味都是“俗”，而且那么理直气壮，俊逸、壮丽、豪放，“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他就热爱这些俗艳的东西，富贵的东西，感性的东西，物质的东西。 我们再看他的这一首《拟行路难》其一： 奉君金卮之美酒，玳瑁玉匣之雕琴， 七彩芙蓉之羽帐，九华蒲萄之锦衾。 红颜零落岁将暮，寒光宛转时欲沉。 愿君裁悲且减思，听我抵节行路吟。 不见柏梁铜雀上，宁闻古时清吹音？ 写人生的华丽与心底的悲凉。他铺排华丽之时，早已心如死灰，但他心如死灰之时，仍旧铺排华丽！这就是生命力！ 就题材言，鲍照不仅写出了自己的人生历程，而且他还创作了大量的边塞诗和宫体诗，他的边塞诗是中国边塞诗史上重要的一环，是唐朝之前边塞诗最值得珍视的作品。他还创作了大量的艳情诗，写女性的情与态，大胆而又露骨——他笔下的女子，也是富于激情的。他的这些艳情诗，又是梁陈宫体诗的先声。一个热衷于江山塞漠的人也醉心于宫廷闺闱，这似乎不大和谐，其实却十分合乎逻辑：因为无论边塞还是闺闱，都是最能激发生命冲动的地点；无论敌人还是美人，又都是最能让人热血沸腾的对象。鲍照是一个生命力特别强大的人，是一个激情澎湃的人，他需要杀戮与征服，需要死亡与爱恋——马背与女人的玉胸，是他的天堂，而死亡与生殖，最能搅动他的热血。 我们选一首他的艳情诗看看，《代淮南王》其二： 朱城九门门九开，愿逐 入君怀，结君佩，怨君恨君恃君爱。 筑城思坚剑思利，同盛同衰莫相弃。 你看这样的女子，是不是柔情似水更热情似火？ 就体裁言，鲍照亦有大贡献，其一，是他的乐府诗创作成就非凡。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五编“南朝乐府”中，为之单列一章，称赞鲍照的乐府诗在南朝犹如黑夜孤星、中流砥柱，并说以诗言，陶鲍谢三家，后先鼎足，以乐府言，则当让鲍照独步。而萧涤非把鲍照称为“汉乐府大作家”，乃是因为鲍照乐府，其意识体裁，皆与两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者为近，而与当时（南朝）荡悦淫志，宣丑之制实相远。其二，是他在七言诗创作上的贡献。可以说，七言诗到了他这里，不仅被大量使用，而且几近成熟。他可能仅仅想寻找一种新节奏来宣泄他的感情，七言诗这种一挫三折的新节奏较之五言的平稳，更多一种流转与顿宕，而这与他内心充沛的激情是相宜的。所以我们这样说，七言不是他的试验物，而是他心灵的自然反映。所以，对于七言，他几乎是一用便自然，便流畅，便成熟。鲍照之用七言，正如李白之用古风，是外在的形式契合了内在的心灵。对了，说到李白，我有必要点一下，李白的看家本领，即来自于鲍照。 在鲍照的那个时代，陶渊明转向了田园，谢灵运游荡于山水，他们对这个世界，一个是淡泊相忘，一个是厌恶相烦，他们给这个世界的，是背影。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悟者”，他们看穿了，看厌了，也就心冷了。可是，诗人都远离了去，还有谁对这个世界、对人生、对人的生活保持着那一份关注？此时的鲍照，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迷者”，迷恋着这个世界上光怪陆离的一切，红尘滚滚，情欲深深，而且他在才华上、艺术上又如此毫不逊色。那时代的三支笔，一支写田园，一支写山水，一支写社会；一支写两相忘，一支写两相烦，一支写两相缠。有淡泊的，有厌恶的，他们都想抽身而出，但这边还有一个羡慕的，他却投身而入，他是面向世界的。陶渊明说“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感士不遇赋》），他写出了世道的凶险与肮脏，为了全身，他退出了。而鲍照则正相反：“凌燋烟之浮景，赴熙焰之明光。拔身幽草下，毕命在此堂。本轻死以邀得，虽糜烂其何伤！岂学山南之文豹，避云雾而岩藏。”（《飞蛾赋》）轻死邀得，死而不悔，以身殉利，堂皇不惭。“君子树令名，细人效命力，不见长河水，清浊俱不息。”（《行京口至竹里》）这是一种蓬勃的生命力，世道虽然黑暗，但并不是所有的生命都雌伏以避，还是有强韧者搏击其中：“ 戾长风振，摇曳高帆举。惊波无留连，舟人不踌伫。”（《代棹歌行》）人生风浪固然险恶，但君子仍然自强不息。鲍照向我们展示了来自下层的活力，这是一个社会不死的保障，是生活之河不会停滞的保障。当上层社会对人生厌倦时，下层社会仍然对人生充满渴慕；当上层社会对一切丑陋麻木并从中获益，或对之绝望而“怀宝迷邦”时，下层社会的反抗就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我们看到当陶渊明描写着他的淡泊无争，谢灵运在竭力表达着他的遁世无闷时，鲍照在他的诗歌里表达着他的愤怒。因为他对这个社会还在生气，所以，不仅他的作品虎虎有生气，而且也显得这个社会尚有生气。当“悟者”（陶、谢都自称是“悟者”）抽身而去，弃世界如弃敝屣时，“迷者”如鲍照，就成了这个世界中真正的战士。他歌唱的，才是真正的战歌。他可能不够纯洁，但是，这个世界有时候不需要纯洁的婴儿，而需要血污斑斑的战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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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页 责任编辑:依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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