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出版发行，为深刻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权威教材。2025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气候和公正转型领导人峰会上做了题为《共迎时代挑战，携手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致辞，指出“全球气候治理虽然历经风雨，但绿色低碳发展终成时代潮流”。并强调“中国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在《巴黎协定》达成10周年之际，深刻探究全球气候治理所蕴含的国际视野与中国担当，对破解当前全球治理赤字、重塑公正合理的气候秩序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科学内涵：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要义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基石。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强调，人类必须承认并尊重自然界的先在性，任何试图超越自然规律约束的发展模式都将面临自然界的辩证否定，各国都应当为气候治理问题作出努力。另一方面，气候治理需综合考虑历史责任与现实能力的差异性。发达国家无论是累积碳排放量还是人均碳排放强度均明显高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这种历史责任与现实能力的差异，决定了全球气候治理责任分担具有梯次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核心原则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要求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转让等方面承担更多义务。这一原则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法理基石，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有序的方向发展。

二、国际视野：全球气候治理的文明自觉

洞悉问题本质，厘清气候危机具有全球公共性。气候危机的全球公共性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与生态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挑战。一方面，气候危机的影响超越阶级与国界。资本为实现无限增殖将自然视为“免费的礼物”进行掠夺式开发，通过全球化将生态危机转嫁至其他国家，使局部的资源枯竭、污染排放演变为全球性气候失衡。另一方面，气候危机的治理必然是集体行动与文明存续的辩证统一。气候系统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性公共自然条件，具有典型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这一特性决定了气候治理成果全球共享、气候治理责任全球共担，这既是应对生态危机的现实需要，更是人类文明延续的必然选择。

明确发展趋向，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具有历史必然性。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时代化表达，既破解了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又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思想指引，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具有历史必然性。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自然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导致“物质变换断裂”。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直指私有制根源，突破地域空间和主权国家的局限，呼吁人类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家园。另一方面，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立足于唯物史观视域，深刻把握自然史与人类史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强调“人靠自然界生活”，“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将系统治理观升华为全球生态伦理，推动从“对象性征服”向“共生性依存”的文明转向。

筑牢合作基石，多边主义具有不可替代性。多边主义是全球气候行动的基本遵循和根本出路，其不可替代性根植于资本全球化与生态危机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资本全球扩张与气候公共性存在根本性矛盾。资本为追求无限增殖，必然“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市场”，这就导致生态成本的全球转嫁。气候危机正是资本逻辑下“物质变换断裂”的集中体现，这一系统性矛盾决定了单一国家无法独立化解危机，唯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另一方面，单边主义给全球气候合作带来不确定性，加剧气候不公，使气候公共产品供给陷入“强者制定规则、弱者承担代价”的异化状态，践行多边主义是破解资本反生态性、实现气候正义的必由之路。

三、中国担当：理念引领与实践推进的辩证统一

重视理论创新，善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引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原创性思想，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时代课题给出的中国答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着价值引领作用，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超越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把应对气候变化提升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层面，具有深刻的理论创新性与实践指导性。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从“真正的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坚持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内核，又回应了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向着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方向深化。

追求技术革新，聚焦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的创新引领。中国在绿色低碳先进技术领域的创新引领，深刻体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彰显社会主义制度在推动技术革命中的独特优势。一方面，绿色低碳先进技术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而技术革新是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的核心动力。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中国大力发展绿色低碳先进技术，推动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实现了对传统生产力模式的超越。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技术创新提供制度保障。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对技术的支配，中国依托新型举国体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构建起“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将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普惠性全球公共产品，助力打破技术创新的资本壁垒。

紧抓制度建设，明确实现“双碳”目标的战略引领。中国围绕“双碳”目标的制度构建，既立足自身发展实际，又着眼人类共同命运，创造性回应发展中国家生态治理难题。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将“双碳”目标转化为制度实践，彰显“言必信、行必果”的大国风范，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稳定性与确定性。另一方面，在治理创新维度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全球环境治理，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国的碳市场制度、绿色金融标准等创新实践，既立足国情又连接国际规则，为发展中国家探索低碳转型之路提供了制度范本。

【作者陶丹系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提升研究”（22CKS050）；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生态强省’视域下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效能提升研究”（252400410539）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