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以大模型、具身智能、多模态融合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突破，深刻重塑全球科技竞争格局、产业组织形态与国家安全边界。人工智能已不再仅仅是提升效率的工具，而成为影响国家前途命运的基础性、战略性“技术变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十五五”时期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并将人工智能安全列为科技安全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引导这一“技术变量”转化为支撑总体国家安全的“安全增量”，已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

一、人工智能带来的复合型安全挑战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在释放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系统性、跨域联动的安全风险。这些风险贯穿数据、算法、算力三大基础要素，并在网络空间、认知空间乃至地缘政治层面交织叠加，形成非线性、隐蔽性强的新型威胁。

在数据层面，AI 对海量高质量数据的依赖，使得数据成为新的战略资源与安全焦点。训练数据若被污染、投毒或包含偏见，可能导致模型输出系统性偏差，进而误导公共决策甚至军事判断。跨境数据流动若缺乏有效监管，则可能造成国家敏感信息外泄。2023 年某国际社交平台因违规使用中国用户数据训练大模型被依法处罚，正是数据主权意识觉醒的体现。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将“高风险 AI 系统 ”的数据来源纳入强制审计范围，凸显全球对数据安全的高度重视。

在算法层面，深度神经网络的“黑箱”特性导致决策过程不可解释、不可追溯。当算法被用于司法辅助、金融授信、招聘筛选等高敏感场景时，极易引发公平性危机与社会信任崩塌。更严峻的是，生成式 AI 可低成本制造高仿真虚假音视频（Deepfake），已被用于政治抹黑、金融诈骗甚至军事欺骗。2024 年某国选举期间，伪造政要演讲视频在社交媒体疯传，险些引发社会动荡。这警示我们：算法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在算力层面，高端 AI 芯片与云计算基础设施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或企业，形成事实上的“算力霸权 ”。美国对华实施先进制程芯片出口管制，已直接影响我国部分大模型研发进度。英伟达 A100/H100 芯片禁售不仅限制训练速度，更阻碍了国产模型在科学计算、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的应用。这表明：算力不仅是生产力，更是战略威慑力；算力受制于人，等于将国家安全命脉交予他人之手。

此外，AI 还加剧了非国家行为体的安全风险。恐怖组织、网络犯罪团伙可利用开源模型开发自动化攻击工具，大幅降低网络战门槛。联合国 2024 年报告指出，全球已有超过 30%的 APT 攻击开始嵌入 AI 组件。与此同时，美西方正推动“AI 联盟 ”排他性规则，试图通过技术标准、伦理规范构筑“数字铁幕 ”，将中国排除在全球 AI 治理体系之外。这些挑战表明，若缺乏前瞻性、系统性治理，AI 这一“技术变量 ”可能演变为系统性“安全减量 ”。

二、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的多维实践

面对挑战，我国坚持“趋利避害、为我所用”的原则，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赋能新安全格局的实践路径，初步实现从被动防御向主动塑造的战略转变。

在网络安全领域，AI 驱动的主动防御体系日益成熟。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CNCERT）部署的“天眼 ”智能监测平台，可实时分析全球数百万个 IP 地址的异常行为，提前 72 小时预警大规模 DDoS 攻击。金融、能源等关键行业也普遍采用 AI 驱动的零信任架构，实现“永不信任、持续验证 ”的动态防护。2024年，国家电网上线“AI 电力卫士 ”系统，成功拦截多起针对变电站的定向网络攻击。

在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方面，AI 助力构建“平急结合 ”的韧性治理体系。深圳“城市大脑 ”整合 10 万路视频、500 万物联网设备，通过 AI 算法自动识别占道经营、电动车入梯、燃气泄漏等风险，处置效率提升 60%以上。在2024年京津冀特大暴雨应对中，AI 气象模型提前 5 天精准预测降雨落区，为人员转移赢得宝贵窗口期。杭州亚运会期间，AI 人流预测系统动态调控场馆出入口，保障百万观众安全有序观赛。

在经济金融安全领域，监管科技（RegTech）广泛应用。央行“鹰眼 ”系统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扫描全网舆情与交易数据，成功预警多起地方债务与房地产金融风险；证监会 AI 稽查平台可自动识别“幌骗交易 ”“老鼠仓 ”等新型操纵行为，案件查办周期缩短 40%。上海金融法院已试点 “AI 法官助理 ”，辅助生成类案裁判建议，提升司法公正性与效率。

在国防与边疆安全上，AI 正催生新质战斗力。无人艇集群协同巡逻南海岛礁，智能雷达系统可识别低空慢速小目标，边境智能监控网络实现“人防+技防+智防 ”一体化。值得关注的是，AI 辅助指挥系统已在多次联合演训中验证其战场态势融合与决策支持能力。

在意识形态安全层面，AI 既是挑战源，也是应对工具。主流媒体运用 AIGC技术制作正能量短视频，提升青年群体触达率；网信部门建立“谣言溯源—AI辟谣—传播阻断 ”闭环机制，2024 年累计拦截虚假信息超 2 亿条。这些实践充分证明：人工智能不是安全的“对立面 ”，而是一把可以锻造为“盾牌 ”与“利剑 ”的战略工具。

三、构建系统性赋能机制的战略举措

要真正将人工智能这一“技术变量”转化为“安全增量”，必须超越技术决定论，构建“技术—制度—价值”深度融合的系统性赋能机制。

首要任务是夯实科技自立自强的安全底座。应聚焦高端 AI 芯片、分布式训练框架、可信推理引擎等“卡脖子 ”环节，实施“人工智能基础软硬件攻坚工程 ”。加快国产大模型生态建设，推动昇腾、寒武纪等国产算力平台在政务、金融、能源等关键领域规模化应用。同时，优化国家算力网络布局，依托“东数西算 ”工程打造安全、绿色、高效的全国一体化算力调度体系，确保关键时刻“算得快、连得通、控得住 ”。

其次，必须以法治化、标准化引领 AI 向善向安。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基础上，应加快制定《人工智能安全法》专项立法，明确开发者、部署者、使用者的安全责任。建立覆盖数据采集、模型训练、部署应用、退役销毁全生命周期的安全标准体系，对自动驾驶、医疗诊断、司法辅助等高风险场景实施强制性安全评估。推广“算法备案+伦理审查+第三方审计 ”机制，确保 AI 系统可解释、可追溯、可问责。鼓励地方政府开展“AI 安全沙盒 ”试点，在可控环境中测试创新应用。

最后，要强化协同治理提升整体安全效能。应强化中央统筹，推动网信、公安、工信、卫健、金融、国防等部门共建“国家人工智能安全能力平台”，打破数据孤岛与系统壁垒。支持高校设立“AI 安全 ”交叉学科，加快培养既懂算法又通安全的复合型人才。鼓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AI 安全创新联合体 ”，攻关联邦学习、隐私计算、对抗鲁棒性等前沿技术。同时，积极参与全球 AI 治理，倡导“ 以人为本、智能向善 ”的中国方案，推动建立包容、公平、非歧视的国际规则，反对技术霸权与数字殖民。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 ”框架下，推动与东盟、非盟、金砖国家开展 AI 安全合作，构建开放包容的“智能安全共同体 ”。

四、在驾驭变量中创造安全增量

人工智能的发展没有“暂停键”，安全治理亦不能“踩刹车”。从“技术变量”到“安全增量”，不仅是技术路径的转换，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体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以更高站位把握 AI 发展的历史方位，以更强定力统筹发展与安全，以更实举措推动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同频共振。

唯有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把人工智能发展置于国家安全战略全局中谋划，才能真正将其转化为守护国泰民安、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最强增量”。未来，随着通用人工智能（AGI）等前沿方向的演进，安全挑战将更加复杂，但只要我们牢牢掌握战略主动，就一定能以智能时代的安全屏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支撑。

本文系南省党的教育政策研究课题“完善高校科技创新机制，提高成果转化效能研究”（2025-DDJYZC-11）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杨婷系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管理学部讲师，硕士生导师；作者王永伟系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管理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