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以效率和实用为标尺的时代。在大学校园里，“就业率”“起薪点”“投资回报率”成为学生选择专业的核心考量；在社会评价体系中，工程师、程序员、金融分析师常被奉为时代宠儿。与此同时，人文学科，包括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却往往被贴上“无用”的标签，在功利主义的审视下不断边缘化。当一切都被置于成本效益的框架中，那些无法直接转化为经济产出的知识便容易被忽视。然而，这种判断建立在一种脆弱的预设之上，即知识的价值仅等同于其即时、可量化的功能。这样的简化，不仅遗漏了人类经验中最本质的特性，即它通过持续解放人性、激发人类想象力的革命性力量，塑造着社会发展的轨迹与可能性。这样的简化也忽视了文明演进中最关键的动能：范式转换的催化剂。从托马斯·库恩的“科学范式论”视角出发，我们会发现，人文学科绝非文明的装饰品，而是其不可或缺的破壁者与导航仪。当全球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英伟达（NVIDIA）的CEO黄仁勋在近期播客中说出“英语专业的学生可能会是最成功的那批人”时，这一论断在舆论场掀起的巨大波澜，恰恰印证了上述判断。更进一步说，它是驱动文明前行的核心引擎。通过不断解放人性、激发人类想象力，人文学科塑造着社会发展的轨迹与可能。它的最大价值，不在于适应既有系统，而在于打破系统束缚，释放人作为创造者的无限潜能。

一、超越“无用之用”的辩护陷阱

常有人将人文学科形容为“无用之用”，这看似是一种辩护，实则暗含无限妥协，因为它默认了功利主义对“有用”的定义，只在自然科学主导的体系边缘寻求空间。这样的辩护如同在他人的棋盘上对弈，注定是被动的。我们必须彻底转变视角：人文学科的核心功能，并非提供间接或延迟的效用，而是直接培育人类最根本的创造能力。这种能力，正是所有创新与进步的源泉。

如果将目光从短期产出移向文明演进的长河，便会看见另一幅图景：每一次社会生产力的跃升，无不以人性的解放与想象力的突破为先导。而这二者，恰是人文学科千百年来关切的核心。人类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一部“自我解放史”——从自然的奴隶到自然的理解者，从制度的服从者到制度的塑造者，从传统的继承者到未来的创造者。这一历程，本质上是由人文思想所推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重新发现“人”的价值，将人从中世纪的神学桎梏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并非抽象的精神胜利，它直接激发了科学探索的浪潮、艺术创作的繁荣与地理发现的勇气。启蒙运动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解放。康德呼吁“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这不单是哲学宣言，更成为生产力解放的序曲。当个体从“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中觉醒，他们便开始质疑传统生产方式、挑战既定经济结构、想象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工业革命的技术突破，正是建立在这种精神解放的基础之上。人文学科通过批判性思维、历史意识与伦理反思，不断拓宽“人之为人”的边界。文学让人体验多元存在，哲学教人质疑自明之理，历史使人理解变迁规律，艺术培育感知与表达的新方式。这些能力汇聚在一起，构成一种根本的创造力——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创新，更是重新构想人类可能性的能力。

二、范式论视角下的知识图谱与科学革命的催化剂

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科学进步并非线性累积，而是通过“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交替推进。常规科学阶段，科学家在既定范式内解题；而当反常现象积累到一定程度，旧范式无法容纳时，科学革命便会爆发，新范式随之诞生。在这一理论框架中，人文学科的价值在范式转换的关键节点尤为凸显。常规科学阶段，自然科学与技术学科无疑占据主导，它们精进方法、完善细节、提升效率。然而，当既有范式面临危机时，恰恰需要人文学科所提供的批判性思维、历史纵深与概念创新能力，以打破认知的壁垒。近代科学史上的重大突破，多次印证这一规律。人文学科在科学范式转换中至少发挥三大功能：

（1）概念破壁者

科学革命首先是一场概念革命。旧范式不仅是一套理论，更是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打破这种根深蒂固的认知框架，需要哲学批判、历史比较与想象重构，而这正是人文学科的专长。从笛卡尔的“怀疑一切”到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人文学者挑战的正是那些看似习以为常、不言自明的认知前提，为新的思维模式开辟空间。

（2）意义编织者

新范式要获得广泛接受，必须被整合进更广阔的文化意义网络。科学理论需要被叙述、解释并被赋予价值，这个过程离不开叙事建构、隐喻创造与意义阐释——文学与历史的技艺。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之所以能改变世界，不仅因其数学证明，也因为它被编织进启蒙运动的宏大叙事之中，成为理性战胜蒙昧的象征。

（3）伦理导航者

每一次范式转换都伴随着深刻的伦理与社会挑战。克隆技术、人工智能、基因编辑……这些科技进步所提出的问题，远超出技术范畴，触及人类身份、社会公正与存在意义的根本层面。若缺乏伦理反思、历史智慧与哲学批判的指引，技术进步可能沦为潘多拉魔盒。人文学科提供不可或缺的价值坐标系，帮助人类社会在激烈的变革中不至于迷失方向。

由此可见，人文学科并非自然科学的“附属品”或“装饰物”，而是科学革命得以发生、新范式得以确立的内在驱动力量。它赋予科学以概念创新的勇气、意义编织的智慧与伦理导航的定力。三者共同构成了文明在范式转换关头“破旧立新”的底层支撑。没有这种支撑，技术进步或可积累，却难以孕育真正颠覆性的科技革命。

三、从工具到创造者的人性解放之路

人类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自我解放史”：从自然的奴隶到自然的理解者，从制度的服从者到制度的塑造者，从传统的继承者到未来的创造者。这一解放过程，本质上是由人文思想推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重新发现“人”的价值，将人类从中世纪神学桎梏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不是抽象的精神胜利，而是直接触发了科学探索的浪潮、艺术创作的繁荣和地理发现的勇气。被解放的人性，成为改变世界的能动力量。启蒙运动进一步把这种解放推向深入。康德提出“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这一号召不仅是哲学宣言，更是生产力解放的序曲。当个体从“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中觉醒，他们开始质疑传统生产方式、挑战既定经济结构、想象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工业革命的技术突破，正是建立在这种精神解放的基础之上。

人文学科的深层使命在于将人从各种内在与外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其从被动的工具转化为自觉的创造者。例如，在政治领域，洛克、卢梭、密尔等人的政治哲学并非对现有制度的简单描述，而是对可能世界的勇敢想象。他们提出的社会契约、普遍意志、自由原则等概念，为现代民主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引发了政治范式的根本变革。在经济领域，亚当·斯密首先是一位道德哲学家，他的《国富论》深深植根于《道德情操论》的伦理基础。所谓“看不见的手”，不仅是一种经济机制描述，更是一种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的哲学构想，从而为市场经济奠定了思想基石。在科学领域，二十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诞生，恰与哲学界对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的深刻反思同频共振。马赫对绝对时空观的批判直接影响了爱因斯坦的思考；直至今日，量子力学的哲学诠释仍是物理学家与哲学家共同探讨的前沿议题。

四、黄仁勋的洞见：AI时代，人文学科何以成为新范式

如果说库恩的理论框架为理解人文学科的价值提供了历史坐标，那么AI时代的到来则为这一判断提供了最鲜活的现实注脚。2026年初，英伟达CEO黄仁勋在All-In Podcast上面对“给高中生选专业”的问题时，给出了一个令全场错愕的回答：“我依然相信深度科学、深度数学和语言能力非常重要。语言就是AI的终极编程语言。所以，英语专业的学生可能会是最成功的那批人。”这位掌握着全球AI算力命脉的“AI教父”，没有推荐热门的计算机科学，反而为文科站台，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

黄仁勋的判断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基于对AI技术演进逻辑的深刻洞察。过去六十年，编程的本质是“翻译”——程序员需要将人类的模糊意图翻译为C++、Python等机器能懂的精确指令。而大模型的突破性进展，彻底干掉了“翻译”这一中间环节。如今，人机交互的核心方式已从“写代码”转变为“写想法”。黄仁勋本人就曾在一个周日晚上，仅凭自然语言指挥AI Agent系统在90分钟内完成了一整套企业软件栈的替换。这意味着，当AI能瞬间完成“怎么做”的执行任务后，人类的核心竞争力就转移到了“做什么”、“为什么做”和“做得对不对”上。

这正是人文学科在AI时代价值凸显的根本原因。文学、哲学、历史与语言学经过数千年锤炼的核心技能——精准的语言表达、复杂的逻辑梳理、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以及对价值的伦理判断，恰恰构成了驾驭AI的顶层能力。正如黄仁勋所揭示的，编程的本质从“写代码”变成了“写想法”，而“写想法”的能力，正是人文学科的核心关切。从Anthropic的总裁Daniela Amodei（英语文学专业背景）到阿里通义千问的负责人林俊阳（英语本科+语言学硕士），这些站在AI浪潮之巅的顶尖人才，他们的文科背景并非偶然。这正是黄仁勋论断的现实注脚：在AI重新定义“有用”与“无用”的时代，人文学科培养的恰恰是那种从范式内部跳出、重新定义问题的破壁能力。

这些讨论并非在说明技术知识不再重要，而是在技术能力日益“商品化”的今天，人文素养，以及对技术和人文变革的深刻思想正成为区分卓越与平庸的关键变量。用黄仁勋的话说，AI不会淘汰特定专业的人群，它只是一个能力放大器，只会淘汰那些无法熟练运用AI工具的人。而能否有效运用AI，关键不在于你学了什么，而在于你是否具备清晰定义目标、进行逻辑拆解和价值判断的能力。这一判断与库恩的范式论形成了惊人的共振：常规科学阶段，技术学科精进细节、提升效率；而在范式转换的关键节点，恰恰需要人文学科所提供的概念破壁与意义编织能力。

五、想象力是所有实质性变革的蓝图

想象力常被视为虚幻、脱离实际的能力，人们往往将其与空想、幻想混为一谈。然而，恰恰是这种被低估的能力，构成了所有实质性变革的蓝图阶段，在蒸汽机被制造出来之前，它首先存在于对“热能如何转化为动能”的想象之中；在社会制度被建立之前，它首先呈现为“如果人们按照契约生活，世界会怎样”的思想实验。爱因斯坦曾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这句话在今天看来，不仅是对科学家的勉励，更是对整个文明演进规律的精准概括。

人文学科正是想象力的系统训练场。文学构建可能世界，从托尔斯的“地下王国”到勒奎恩的“地海传奇”，这些虚构叙事并非逃避现实，而是对现实可能性的极限测试；哲学探索概念空间，“乌托邦”“社会契约”“超人哲学”等概念，最初只是哲学家的思维游戏，后来却成为改变世界的理论武器；历史揭示路径依赖与偶然性，让我们明白“现在”并非唯一答案，从而敢于想象另一种未来；艺术创造感知新维度，教会我们用陌生化的眼光重新审视习以为常的事物。这种训练并非脱离现实的空想，而是拓展现实边界的严肃思维实验。

在技术加速的今天，想象力的价值愈发凸显。科学家受科幻小说启发探索反重力、星际旅行，企业家从哲学对话中获取商业模式灵感，政策制定者借鉴历史案例设计社会改革方案，想象力的生产力价值，在这些时刻清晰浮现。每一个颠覆性技术、每一次社会制度创新、每一种经济模式突破，无不始于一场思想实验，一个“如果……会怎样”的想象性飞跃。蒸汽机不仅是金属与蒸汽的组合，更是对能量转换可能性的全新想象；互联网不仅是协议与电缆的联结，更是对信息共享与全球连接方式的彻底重构。即使是当下最前沿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其底层逻辑——用海量文本训练模型以“理解”并生成人类语言，同样源于对“机器能否像人一样思考”这一哲学想象的长期追问。值得注意的是，AI本身并不具备真正的想象力。它可以组合、优化、预测，却难以凭空创造出一个从未存在于训练数据中的全新可能世界。这正是人文学科所守护的人类独特性：那种敢于跨越已知边界、在虚无中构建意义的冲动。在这个意义上，想象力不是文科生的“浪漫装饰”，而是驱动一切进步的原初动力。培养想象力，就是培育未来的创造者——那些不仅会解题，更会出题的人。

结语：迈向一种平衡的知识形态和文明心智

在这个技术加速而意义焦虑的时代，我们无需在“文科”与“理科”之间做出僵化的二元对立。当全球AI算力的领军者黄仁勋都在提醒我们“语言是AI的终极编程语言”时，这本身就宣告了思想和人文素养在技术时代的核心价值。健全的文明需要一种平衡的知识形态和文明心智，这种生态既包含科技的“解谜能力”，也具备人文的“破壁勇气”；既尊重工具的“效率逻辑”，也呵护人文的“意义网络”；既追求专业的“深度挖掘”，也向往跨界的“全景视野”。

功利教育或许培养出系统内的高效执行者，而人文教育则塑造系统的反思者与重塑者。前者善于适应世界，后者勇于改变世界。真正的人文教育，旨在培养三种核心能力：批判性解放能力，使人从偏见、教条与意识形态中挣脱；历史性想象力，使人能在长时段变迁中定位当下、眺望未来；伦理创造力，使人在价值冲突中仍能开拓出新的可能。这样的教育所孕育的，不是顺从的劳动力，而是文明的创造者。他们或许不直接贡献于GDP的增长，却能重新定义GDP的意义；他们或许不优化现有流程，却能发明新的流程；他们或许不解决给定问题，却能重新提出真正值得解决的问题。在人工智能重塑劳动、生命科技挑战伦理、气候危机呼唤全球协作的今天，人文学科的角色不是减弱了，而是更加关键。它帮助我们追问技术发展的目的、辨识创新背后的价值、在变革中守住人的尊严与意义。没有人文指引的技术飞跃，犹如没有罗盘的远航；缺乏伦理审视的科学突破，可能沦为失控的力量。因此，投资于人文学科，不仅是投资于文化遗产的传承，更是投资于我们共同的未来，投资于那种敢于突破框架的勇气、那种能够想象更美好世界的眼光、那种在工具理性之外依然坚守意义的心灵。这并非逆时代而行，而是为这个时代锚定方向；这不是无用的奢侈，而是必要的智慧。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飞速变迁的世界中，不仅活得更有效率，更活得清醒、深刻与自由。如果一定要用是否“有用”的庸俗标尺，来衡量人文学科和人文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我们可以说，人文学科及其教育最核心的作用，就是它对人性的逐步解放和人之所以为人的想象力的培养，而这种培养和解放会最终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终极推动力量！（作者张道振系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周彦涛系河南对外经济贸易职业学院副教授）